我叫苏晨，二十七岁，是城市电台《深夜有约》的主持人。这档节目从午夜十二点播到凌晨三点，听众大多是失眠者、夜班族和孤独的人。我的工作是和他们聊天，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有时候也读听众的来信。
但最近三个月，我开始接到一些特殊的电话。
不是抱怨失眠，不是寻求安慰，而是...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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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预言电话是在三个月前的雨夜。那天晚上，我正播放一首老歌，导播示意有听众来电。
“喂，这里是《深夜有约》，我是苏晨。”我像往常一样开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女声：“明天中午十二点，人民广场的喷泉会喷红水。”
“什么？”我以为听错了。
“记住，红色。像血一样。”说完，电话挂断了。
我耸耸肩，以为是恶作剧。但第二天中午，新闻真的报道了：人民广场喷泉因管道锈蚀严重，喷出的水呈铁红色，引起市民围观。
巧合吧，我想。
一周后，第二个预言电话来了。这次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下周三凌晨四点，西区高架桥会塌。”
“先生，这种玩笑——”
“不是玩笑。有辆车会在那时经过，车上是一家三口。他们不该死。”电话又断了。
我犹豫再三，还是匿名报警了。警方起初不信，但出于谨慎，还是在那个时间段封了路。凌晨四点零二分，高架桥真的塌了一截，原因是地基被前几天的暴雨掏空。
如果不是封路，确实会有一辆车经过——一辆网约车，司机接了去机场的单，乘客是一对带孩子的夫妻。
我开始觉得不对劲。这些电话太准了。
第三个电话更诡异：“苏晨，你家楼下便利店，今晚会被抢。收银员小林会受伤。”
这次我直接打给便利店老板，让他今晚提前关门。老板半信半疑，但还是听了劝。当晚十一点，三个蒙面人试图撬门，被巡逻的警察抓住。他们在其他便利店已经得手三次。
事情开始失控。听众们把这些预言当成了节目的新亮点，收听率飙升。但我知道，这不是什么超能力，而是...别的东西。
直到我接到了关于自己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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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晨，下个月十五号，你会死。”
电话里的声音很平静，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我从未听过。
“什么？”
“午夜三点，在你的直播间。你会被吊死在麦克风前。”他说，“除非你停止主持这个节目。”
我手心出汗：“你是谁？”
“一个不想看你死的人。”他停顿了一下，“这个节目...它不只是节目。你打开了不该打开的门。”
“什么门？”
“阴阳之间的门。”他说，“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三点，是阴气最盛的时候。你用广播信号放大你的声音，等于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灯。有些东西，会被吸引过来。”
我脊背发凉：“那些预言...”
“是警告，也是诱惑。”他解释，“它们在测试你，也在测试听众。当足够多的人相信这些预言时，它们的力量就会增强。最后...它们会从电波里出来。”
“它们是什么？”
“怨念、执念、未了的心愿...所有困在生死之间的东西。”他说，“苏晨，辞职吧。现在还来得及。”
电话挂断了。我愣在直播间，导播小林透过玻璃看我，用口型问：“怎么了？”
我摇摇头，继续播放音乐，但手在抖。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都是那个男人的话。辞职？这是我热爱的工作，是我从大学时就梦想的职业。而且，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些预言救了多少人？
但如果是真的，我会死。
凌晨四点，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如果你决定继续，明天晚上来幸福里44号找我。张伯年。”
张伯年。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我搜索记忆，想起他是电台的老前辈，二十年前突然辞职，据说精神出了问题，一直在精神病院。
他出院了？而且他知道预言电话的事？
好奇心压过了恐惧。我决定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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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里是城东的老街区，大多是七八十年代建的筒子楼。44号在最深处，是一栋独门独院的两层小楼，院子荒芜，墙壁斑驳。
我敲门。很久，门开了条缝，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探出头，头发花白，眼神锐利。
“张老师？我是苏晨。”
“进来吧。”他让开身。
屋里很暗，窗帘都拉着，只有几盏台灯提供微弱的光。到处是书和旧收音机，墙上贴满了手写的图表和笔记，像科学家的实验室，又像疯子的囚室。
“坐。”他指了指沙发，自己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我知道你会来。”
“张老师，那些预言电话——”
“是我打的。”他直接承认。
我愣住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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