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三十一岁，是一名拆迁协调员。这份工作的官方名称是“城市更新项目协调专员”，但街坊们都叫我们“拆房子的”。我负责在老城区改造项目中，与那些不愿意搬迁的居民沟通、谈判，说服他们在协议书上签字。
干了五年，我见过各种钉子户：有为了多要补偿款故意拖延的，有住了几代人舍不得搬的，有在等待子女从国外回来做决定的，还有纯粹就是固执，觉得“政府不能把我怎么样”的。
但我从没遇到过像周老太这样的钉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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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太的家在幸福里十七号，一栋两层的老式砖木结构房子，独门独院，建于民国时期。房子破旧不堪，屋顶瓦片残缺，墙壁开裂，院子里长满荒草。周围的房子都已经搬空，门窗被封死，墙壁上涂满了红色的“拆”字，像一道道伤口。
只有十七号，还顽强地挺立在废墟中央，像一座孤岛。
我接替了前三位同事的工作，他们都失败了。第一位说周老太根本不开门；第二位进去了，但被老太太用扫帚赶出来；第三位待了十分钟，出来后脸色苍白，说什么也不肯再接触这个案子。
“那房子邪门。”第三位同事老张私下告诉我，“里面...有东西。”
“什么东西？”
老张欲言又止，最后摇摇头：“你自己去看吧。但我劝你，白天去，下午三点前一定要出来。”
我不信邪。干这行久了，什么怪事没见过？有老人假装心脏病发作的，有放狗咬人的，有在屋里烧煤制造中毒假象的。都是为了多要点钱，或者拖延时间。
但周老太不一样。她不要钱，不谈判，只是说：“时候没到，不能搬。”
什么时候到？她不说。
我第一次去是周三下午两点。敲了五分钟门，才听到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浑浊的眼睛从门缝里打量我。
“周奶奶您好，我是拆迁办的陈默，想跟您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门要关上。
我赶紧抵住：“就十分钟，您听听政策，对您有好处。”
“我不听。”
“周奶奶，您看周围都搬走了，就剩您一家。施工队马上要进场，到时候噪音大，灰尘多，对您身体不好——”
“我身体好得很。”门缝里的眼睛盯着我，“你回去吧。告诉你们领导，时候到了我自然会搬，但不是现在。”
“那什么时候才——”
门关上了。我吃了闭门羹。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门缝关上的瞬间，我瞥见堂屋里摆着一口棺材。
黑色的，老旧，棺盖半开。
谁会在大白天堂屋里摆棺材？还开着盖？
我绕到房子侧面，从窗户往里看。堂屋很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那口棺材确实在，摆在正中央，前面有香案，上面点着香，还摆着供品。
更诡异的是，香案上摆着一张照片，黑白的，是个年轻男人，二十多岁，穿着七八十年代的衣服。
难道周老太家有丧事？但没听说啊。而且如果是丧事，为什么棺材盖开着？
我拍了张照片，回到办公室。查了周老太的资料：周秀英，八十四岁，独居。有个儿子，叫周建国，生于1960年，1985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失踪三十八年了。
那么照片上的就是她儿子？棺材...是给他准备的？
我向上级汇报了情况，建议联系警方，确认周建国是否已经死亡。如果死亡，需要死亡证明才能处理房产。
但警方查询后回复：周建国失踪案仍未结案，没有死亡记录。
也就是说，周老太在家里给失踪三十八年的儿子摆了棺材，还每天上香祭拜。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钉子户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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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去，我准备了水果和点心。不是贿赂，只是想表达善意。对付独居老人，强硬没用，得打感情牌。
这次是周五上午十点。门依然敲了很久才开。
“周奶奶，我带了些水果，您尝尝。”我把东西递过去。
她犹豫了一下，接过：“谢谢。你走吧。”
“周奶奶，我能进去坐坐吗？就坐一会儿。”
“家里乱。”
“没关系，我不介意。”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终于让开身：“十分钟。”
我走进去。堂屋比从外面看更昏暗，空气中弥漫着香烛和霉味混合的奇怪气味。那口棺材摆在正中央，黑漆已经斑驳，露出底下的木头纹理。棺盖确实半开着，能看到里面铺着红布。
香案上的照片擦拭得很干净，年轻男人笑得有点腼腆。供品是苹果和饼干，很新鲜，应该是每天更换。
“周奶奶，这是...您儿子？”我试探着问。
她点点头，在椅子上坐下，动作迟缓：“建国，我儿子。八五年走的，再没回来。”
“失踪三十八年了...您一直在等他？”
“等。”她只说一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