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语，如同一把冰冷的手术刀，剖开了大明王朝基层治理溃烂的脓疮，将那个“皇权不下县”的残酷现实，
以及士绅阶层在其中扮演的复杂角色，赤裸裸地呈现在了少年天子的面前。
乾清宫内，檀香的青烟袅袅盘旋，却驱不散弥漫在君臣之间的凝重气息。
朱翊钧静静地注视着俯首于地的徐阶，心中五味杂陈。
果然，这些盘踞朝堂数十年的老臣，个个都是人精，对天下的弊病了如指掌。
他们并非懵懂无知，更多时候，是清醒地、有选择地坐视，甚至参与到这积重难返的进程之中。
徐阶便是明证。他昨日呈上的《陈天下大弊五事疏》，对时局的剖析可谓一针见血，洞若观火。
此刻身处生死关头，他侃侃而谈，指陈时弊，其见识之深、才学之广，几乎让朱翊钧忍不住要为他喝彩。
徐阶说错了吗？
从某个层面看，并没有。
大明朝的治理结构，与中枢朝廷的运作模式如出一辙。
皇帝把控着宏图大略，而日常政务的运转，必须依赖文武百官。
放大到整个帝国，便是由中枢制定方略，而地方的具体治理，则由官府与士绅共同完成。
皇帝无法取代内阁六部，事必躬亲地处理所有国家大事；
中枢同样也不可能越过层层级级，去微操每一个县乡的具体事务。
这是人力有穷时，是客观存在的治理半径问题，并非由谁的意志所决定。
然而，权力与责任本是一体两面。
当朝廷无法有效承担起基层治理的责任时，这份责任以及与之相伴的权力，便会迅速被地方的官僚、士绅、豪强所填补、攫取。
这正是大明王朝当下最根本的矛盾所在。
社会最基础的运转——乡里的治安维护、孩童的启蒙教育、农田的耕作收割、孤寡的抚恤赡养，
乃至最基本的社区秩序，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士绅阶层。
可以说，大明帝国庞大的躯体，其末梢神经的感知与反应，就维系在这套以佃租关系为核心的乡土体系之上。
而与此同时，这些士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拥有功名、官身，享有特权的“官户”——凭借朝廷定制，合法地免除了大部分的徭役和杂税。
虽然理论上仍需缴纳正赋，但那不过是九牛一毛。
更关键的是，因为他们本身出自官场，或是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方官员胥吏要么与之勾连牟利，要么干脆就是他们的门生故旧。
“自己人”自然好办事，许多在平民看来天大的难题，于他们不过是一句话、一顿饭便能解决的“小事”。
这就在法定的特权之外，又叠加了一层隐形的、更为强大的特权——那便是大规模地隐匿田亩，隐瞒丁口。
士绅官户们享受着“岁月静好”，而国家运转所需的成本并不会消失，
那些被转嫁、被放大的负担，最终都重重地压在了没有任何特权屏障的小民身上。
小民不堪重负，纷纷破产，为了生存，只得将田产“投献”给官户，自身沦为佃户或奴仆，以换取一丝喘息之机。
如此，官户士绅的势力如同滚雪球般日益膨胀。
他们不服徭役，不纳杂税，还大量隐匿田亩丁口。
社会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和人力）并未消失，只是在账面上和实际控制中，越来越集中到官户地主的囊中。
中枢朝廷能征收上来的税赋日益萎缩，而开支却不断增长（尤其是军费），财政窘迫之下，只能再度加码征税。
这更沉重的负担，最终又落在了那些尚未“投献”或无法“投献”的自耕农身上，逼得他们最终也只能弃地逃亡，加入流民的大军。
于是，士绅日益壮大，而位于两头的中央朝廷和底层小民，却日渐干瘪、困顿。
所以，历朝历代到了末世，往往呈现出这样的景象：
流民四起，动荡不安；
中枢财政崩溃，调控能力丧失；
地方豪强并起，尾大不掉。
这便是系统性的、结构性的崩坏。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该责怪士绅官户吗？
可若站在徐阶他们的视角，正如他方才所言，你中枢朝廷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总得有人来管。
承担了这份维持基层运转的责任，相应的权力扩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能怪朝廷无能吗？
可“皇权不下乡”难道是皇帝自己愿意的吗？
广袤的疆域、落后的交通、高昂的行政成本，这些都是冷冰冰的现实，从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至于百姓？
他们是最无辜的承受者，若将亡国的责任推卸半分到他们头上，简直是丧尽天良。
似乎每个角度，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和“合理”的逻辑。
于是，在这看似“合理”的循环中，天下，自然而然地，就走到了倾覆的边缘。
朱翊钧看着徐阶，真心实意地发出一声赞叹：“徐卿，你果然是有大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