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十八年冬，皇帝刘禅凯旋还都成都的盛大典礼余波未平，未及洗去风尘，一个紧迫、敏感且关乎政权稳定与未来走向的重大议题，便已摆在新生汉廷的面前——酬功叙勋，明正赏罚。自南迁永昌至克复成都，近十载浴血，无数将士埋骨沙场，众多臣工呕心沥血，亦不乏动摇变节者。如何公允地评定功过，进行封赏与惩戒，不仅是对过往的总结，更是树立新政权威、凝聚人心、导向未来的关键。此事处理得当，则上下归心，士气倍增；若有偏颇不公，则必生怨望，瓦解斗志。功过赏罚看似例行公事，实则是对新朝政治智慧与公正性的第一次严峻考验。
成都皇宫，武德殿内，炭火驱散了蜀中的湿寒，却驱不散弥漫在重臣间的凝重气氛。皇帝刘禅端坐御案之后，眉宇间较之永昌时期更显沉稳威仪。卫将军诸葛瞻、大将军姜维、安南将军霍弋、秘书令郯正、大司农张质、光禄大夫谯周、尚书令陈祗等核心大臣分列两班。案头堆积如山的，是各方呈报的功臣名录、事迹考功以及御史台弹劾不法、追究失职的奏疏。
秘书令郯正手持一份冗长的初步议赏名单，面带难色，奏道：“陛下，诸位同僚。北伐还都，功业彪炳，酬庸叙绩，势在必行。然，功有大小，过有轻重，需仔细斟酌，务求公允，方能服众。如大将军姜维，总揽北线，克复江油，围困成都，功推第一；卫将军诸葛瞻，运筹帷幄，定策南中，调和内外，功在社稷；安南将军霍弋，镇抚南疆，奇袭越嶲，威慑东吴，劳苦功高。此等大功，赏赐须厚，以示殊荣。然，其余诸将，如张翼、廖化、董厥、爨谷、焦璜、罗宪等，或冲锋陷阵，或守土安民，或弃暗投明，功绩等次，如何评定？赏格又如何划分？”
话音未落，大司农张质便出列陈情，忧心忡忡：“陛下，郯令君所言甚是。然，府库虽经休整，仍非丰盈。若赏赐过厚，恐损国力，后续北伐、内政所需钱粮何来？且赏罚非独赏功，亦需罚过。如牂柯郡守杨稷所报，郡内曾有豪强趁乱侵吞屯田，克扣军粮；靖安司亦查实，北线有校尉虚报战功，冒领赏赐。此类罪过，若不严惩，何以肃军纪、正朝纲？然，涉事者中，亦有微功，如何处置，方能既儆效尤，又不失人心？” 财政的捉襟见肘与执法的尺度拿捏，成为现实难题。
此时，光禄大夫谯周持笏发言，其言引经据典，却暗含深意：“陛下，老臣闻《司马法》云：‘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 赏罚贵在及时、公正。然，亦需顾及情势。譬如，随驾南迁之旧臣，十年患难，忠心可鉴，虽战功或不及前线将士显赫，然扈从之劳、守土之稳，亦不可没。又如，益州新附之吏民，其心初定，赏罚之际，需示以宽仁，使其感念汉德。若赏罚偏颇，恐寒了旧人之心，亦失了新附之望。” 其言隐隐触及了随驾“元从”、益州“本土”以及北伐“新功”三大势力之间的平衡问题。
更有甚者，尚书令陈祗补充道，声音低沉：“陛下，尚有棘手之事。如原晋将王富、李斌等，阵前归顺，确有助战之功，然其昔日效力伪朝，是否与从一开始便追随陛下的忠臣同赏？又如，张巍等将领，作战勇猛，然治军不严，所部曾有扰民之举，是功过相抵，还是重功轻过？” 这些具体案例，牵扯着道德评判、现实功绩与政治影响的复杂纠葛。
朝堂之上，顿时议论纷纷。有主张“战功至上，唯才是举”的激进派，有强调“德行为本，安抚地方”的稳重派，有顾虑“财力有限，宜从简约”的务实派，亦有担忧“新旧失衡，滋生内耗”的调和派。如何制定一套既能彰显朝廷公正，又能兼顾各方利益，且符合当前国情的赏罚体系，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所有人的目光，最终投向了端坐御榻、凝神静听的皇帝刘禅，以及侍立其侧、始终目光深邃的卫将军诸葛瞻。历经磨砺的刘禅，已深知此事关乎国本，他缓缓开口，将难题抛给了最信赖的股肱：“诸卿所虑，皆在情理。赏罚乃国之利器，用之得当，则民劝而国安；用之失当，则怨生而国危。卫将军，总揽枢机，素持公正，于此赏罚大典，可有良策以教朕？”
诸葛瞻深吸一口气，出列移至殿中，目光扫过群臣，声音沉稳而清晰，瞬间压下了嘈杂：
“陛下，诸位同僚。赏功罚过，乃人君之柄，立国之基。谯大夫言需及时，张司农忧及国力，陈令君虑及情弊，皆老成谋国之言。然，瞻以为，当此新旧交替、百废待兴之际，赏罚之策，当遵循‘赏以懋功，罚以肃奸；明章典制，兼顾情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之原则。既不可因噎废食，吝赏寒士；亦不可滥施恩惠，耗竭国力；更不可因情废法，失却公正。”
他随即提出了系统性的叙功议罪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