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茫茫，万物苍苍，何为“天下”？何为“我”？古之贤者曰：“大者为天，广者为下，合宇宙万物、众生百态谓之天下；存于心间、立于世间，具独识独志者谓之我。”而“天下与我唯一”者，非谓我独霸天下，亦非天下吞没我，乃“我”与天下相融相契，如鱼水之共生，似星月之相照——天下因我之独特而添彩，我因天下之广阔而成全，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此理非空谈玄论，历览古今贤达、世间百态，皆可证之。
一、心与物游：我之识见，映天下之理
昔庄周梦蝶，醒而不知“我为蝶，抑或蝶为我”，此非迷乱，实乃悟“我与万物本无隔”之境。他观天地，见“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便知“我”之心境即天下之镜像；论生死，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便悟“我”之生命与天下之轮回本为一体。庄周之“我”，非困于形骸之小，乃游于天地之大：见龟曳尾于涂，便拒楚王之聘，守“曳尾涂中”之乐；闻濠梁之鱼，便知“鱼之乐”在我心，亦在鱼之游。故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此之“唯一”，是我之识见与天下之理相融，如“镜照万物，镜与物皆显；心映天地，心与天同明”。
宋之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却始终能在“我”与“天下”间寻得唯一之境。贬黄州时，他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便有“大江东去”之豪情，此“我”之襟怀与长江之壮阔合一；与农夫同耕东坡，种稻植桑，便吟“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此“我”之豁达与乡野之质朴相融。他不困于“迁客”之身份，而以“我”之眼观天下之景，以“我”之心体万民之情：见百姓遭雨涝，便上书治水；见孩童无学，便建东坡书院。故其文能“穷理尽性”，其情能“感天动地”——天下因他之笔而添千古诗篇，他因天下之境而成旷世文豪。此如“江河奔涌，非独因一己之力，乃融万溪之水；君子立身，非独恃一己之才，乃合天下之理”。
近世陶行知倡“生活即教育”，亦悟此“唯一”之道。他见旧教育脱离民生，便弃“象牙塔”之尊，赴乡村办学，谓“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其“我”之理想，与天下之教育需求合一：在晓庄师范，他与学生同耕同读，以田埂为课堂，以农具为教材，让“教育”不再是纸上空谈，而成“生活之需”。他言：“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此“我”之实践精神，与天下之民生疾苦相融，故其教育理念能穿透时代，至今仍为世人所敬。此如“树高千丈，根须必扎于沃土；志立千秋，初心必系于苍生”，天下与我，本是根与土、枝与叶之唯一。
二、志与道合：我之坚守，立天下之基
古之成大事者，莫不以“我”之独志，合天下之大道，成“唯一”之业。王阳明龙场悟道，见“心外无物”，悟“我”之本心与天下之理原是一体。他贬龙场，居石穴，与苗民共处，于困顿中思“何为道”，终悟“道在吾心，亦在天下”：“我”之良知，即天下之公理；“我”之践行，即天下之治道。故其创“心学”，非空谈玄虚，乃以“致良知”为要，教人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他平宁王之乱，抚南赣流民，皆以“我”之坚守——“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合天下之需——安民生、正人心。其志如“北斗”，天下如“夜途”，北斗不因夜途之广而改其向，夜途因北斗之明而辨其路，此天下与我之唯一，在“志与道合”。
张謇弃仕途之显，兴实业之基，亦显此“唯一”之智。清末民初，国弱民贫，他见“实业救国”为天下之急，便以“我”之功名换实业之兴，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他创大生纱厂，非为一己之富，乃以“棉铁主义”强民生：用南通之棉，织百姓之衣；兴纺织之业，养一方之民。更建学校、开医院、修水利，将“我”之实业理想，与天下之民生需求相融——纱厂盈利，便增办学之资；民生安定，反促实业之兴。张謇之“我”，如“基石”，天下如“大厦”，基石不因大厦之高而失其固，大厦因基石之稳而成其雄。此之“唯一”，是“我”之担当与天下之命脉相连。
稻盛和夫创京瓷、救日航，以“敬天爱人”为念，亦证“天下与我唯一”。他初入陶瓷业，见技术瓶颈，便以“我”之偏执——“现场有神灵”，日夜蹲守车间，与工匠同研，终破难题。其“我”之“匠人精神”，与天下之“实业兴邦”之道相合；他临危受命接掌日航，以“我”之“阿米巴经营”理念，激活员工之“心”，让濒临破产的企业重归盈利，此“我”之管理智慧，与天下之“企业存续、员工安身”之需相融。他言：“企业的目的是追求全体员工物质与精神双幸福，同时为社会发展做贡献。”此“我”之初心，与天下之“共生”之道合一，如“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泉因水润万物而显其灵，万物因泉之滋养而添其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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