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某分院，会议室的灯光冰冷而明亮，照在厚重的卷宗上，仿佛能穿透纸张，映出其中所承载的罪恶与沉重。检察官郑雅萍——此刻她的身份更侧重于法律的审查者与公诉人——正带领团队进行移送审查起诉前的最终核对。
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桌上摊开的，不仅是纸墨，更是安徽淮南的鲍玉佳、上海崇明的曹荣荣、石家庄的孙鹏飞、陕西靖康的张帅帅、浙江嘉定的沈舟、河北高碑店的武京伟、广东肇庆的伍华权、福州的危金根父子、新城场站的魏超、四川达州的林奉超、福建闽清的付书云、内蒙古的马文平、湖北云梦的程俊杰、南昌的梁露……这十数个被贪欲、恐惧、愚蠢和冷漠扭曲的人生。
“焦点再次回到新城场站仓库那场围殴，”郑雅萍的声音在会议室回荡，清晰冷静，如同手术刀，“这是全案情绪爆发点，也是内部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更是证明其犯罪团伙性质恶劣程度的关键情节。”
她开始逐层剖析，将混乱的暴力置于法律的放大镜下：
“主观方面：”
“孙鹏飞，首要用意是转移矛盾、铲除异己、重新确立个人权威。其行为具有明确的故意性和目的性。”
“鲍玉佳、张帅帅、沈舟、曹荣荣、伍华权等人，动机复杂。包含经济利诱（张帅帅）、恐惧从众（曹荣荣、鲍玉佳）、发泄怨气（沈舟）、盲目跟从（伍华权）。但无论动机为何，其对伤害行为的‘明知’和‘主动参与’态度明确。”
“林奉超、付书云，作为在场军官，其‘默许’与‘纵容’，主观上是对施暴行为的心理支持，客观上助长了气焰。付书云‘阻挡路线’的行为，更具主动帮助性质。”
“危暐（VCD）是典型的落井下石，彰显暴力，寻求扭曲的存在感。”
“马文平，其‘拉扯危暐’行为，动机混杂自保与有限的制止，性质特殊，需单独评价。”
“程俊杰、梁露，系纯粹受害者与见证人。”
“客观方面：”
“实施了共同的殴打行为。孙鹏飞煽动、指挥；鲍玉佳、张帅帅、沈舟、曹荣荣、伍华权、危暐等为主要实行者；林奉超、付书云为纵容、帮助者。行为针对两个特定对象：陶成文、魏超。”
“造成了实质伤害后果。陶成文腰椎重伤，多处软组织挫伤；魏超身体多处损伤，精神遭受严重冲击。情节恶劣。”
“客体：”
“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玷污了军队声誉和军人形象。”
“证据链：”
“梁露的全程录音（核心证据）；所有参与者的相互指认证言（包括马文平、程俊杰、梁露的见证陈述）；魏超、陶成文的陈述；医院的伤情鉴定；现场勘查笔录……证据间相互印证，形成完整闭环，无可辩驳。”
一名年轻的检察官提问：“郑检，关于林奉超、付书云的军官身份，以及危金根的案件管辖问题…”
“林奉超、付书云涉嫌犯罪部分，由军事检察院管辖，但其犯罪事实与地方案件紧密交织，证据互为依托，我们将与军事检察院建立联合办案机制，确保司法公正统一。”郑雅萍回答得斩钉截铁，“危金根案，同样如此。其涉嫌滥用职权、受贿、教唆等罪行，由军队纪检和地方司法联合审查。其子危暐所涉罪行，由地方司法机关管辖。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也没有‘独立’的犯罪。”
她合上最后一本卷宗，目光扫过全场：“本案并非简单的诈骗或伤害。它呈现了一种可怕的‘生态’：利用体制漏洞和人际关系，以权力和利益为饵，引诱、胁迫不同的人堕落、合流，最终在内部压力的挤压下，爆发出极端的群体性暴力。它伤害的不仅是具体被害人，更是军队的肌体、社会的诚信基础。”
“我们的起诉书，必须清晰地勾勒出这条从经济犯罪到暴力犯罪、从内部腐败到外部侵蚀的完整链条。每一个被告人的地位、作用、罪责，都必须精准认定，罚当其罪。”
她站起身，语气沉凝而有力：“准备好《起诉意见书》。我们将以国家公诉人的名义，对这起融合了诈骗、伤害、渎职、败坏军誉的重大案件，提起公诉。法律，必须给予这一切混乱、罪恶与伤害，一个最终的了断和公正的审判。”
会议结束，检察官们各自领命而去。郑雅萍独自站在窗前，望着窗外城市的繁华与秩序。她知道，接下来的法庭之战，将同样艰难。她要将那间废弃仓库里的疯狂、那些被利益与恐惧扭曲的灵魂、那条腐朽的利益链，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法庭之上，接受法律最严厉、也是最公正的审视。
公诉之刃，已然磨砺完毕，寒光凛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