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江南贡院的明远楼前，最后一批誊录好的乡试考卷正被搬运上车。72岁的监考官俞樾望着空荡荡的号舍——那些三尺见方的格子间里，曾挤满了皓首穷经的读书人，此刻却只剩蛛网与尘埃。在这之前，驿卒骑快传来谕旨："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清德宗实录》卷548）
江苏吴县的潘祖荫故居里，51岁的陆润庠正将《论语》注疏扔进火盆。这位光绪初年的状元，此刻却对着熊熊火焰苦笑——他的侄子陆宗舆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带回的《法政讲义》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民权宪法"等陌生词汇。"叔父还在念兹在兹的八股文，如今连贡院都要拆了。"陆宗舆的话像针一样扎在陆润庠心上。
三个月前，陆润庠曾联名10位翰林上奏，恳请"保留科举，兼设学堂"，却被张之洞批驳："科举一日不废，学堂一日不兴，士子永无实学之望。"（《张文襄公全集》）此刻他望着火盆里卷曲的纸页，忽然想起28年前自己殿试夺魁时，光绪帝亲手递来的那支金笔，笔杆上"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刻字，如今看来竟像一句讽刺。
山东曲阜，衍圣公孔令贻的府第里，数十名孔氏子弟正跪在孔子像前痛哭。按惯例，他们本可凭"圣裔"身份免考童生试，直接参加乡试，如今这条路被彻底堵死。孔令贻给学部尚书荣庆的电报里满是焦灼："千年祖制，一朝废弃，圣门后裔，茫然无措。"（《孔府档案》）而在广州学海堂，78岁的宿儒陈澧将毕生批注的《十三经》捆成一束，准备沉入珠江，学生们死死拉住，他却哭喊道："书都没用了，留着何益！"
最凄惨的是那些偏远州县的老秀才。陕西米脂的李存义，考了37年科举，头发白了还在考童生试，听闻废科举的消息，竟在县学的孔子牌位前自缢身亡。当地知县在呈报上司的文书中写道："该生半生困顿，唯以科举为望，一旦梦碎，遂至轻生。"（《陕西通志》）这种绝望并非个例，在山西、甘肃等地，都出现了秀才焚书、举子哭庙的事件。
紫禁城的南书房里，张之洞与袁世凯的争论已持续了三个时辰。"科举不废，新政难行！"袁世凯将《直隶学堂章程》拍在案上，直隶已办起87所新式学堂，却招不到足够的学生，"士子们还在抱着时文八股不放，谁肯来学声光化电？"
张之洞捻着胡须沉吟。作为科举出身的探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项制度的弊病。早在1903年，他就与张百熙联名上奏《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提出"十年三科内递减科举中额"，如今却觉得"递减"太慢。"去年顺天乡试，一万考生中，能答出'五洲形势'者不足百人。"他叹了口气，"若再犹豫，恐误国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争论传到颐和园，慈禧正对着铜镜试戴新制的翡翠簪。当李莲英念到"袁世凯请废科举"时，她摘下簪子掷在妆台："我当年就是靠选秀入宫，这些读书人若没了科举，会不会生乱？"但荣禄临终前的遗言犹在耳畔："欲救危局，必破旧制。"加上各省督抚纷纷来电支持废科举——湖广总督端方说"学堂兴则人才出"，两江总督周馥称"科举存则民心散"，她终于点头："就依张之洞所奏。"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六位督抚联名上奏《请废科举折》，言辞恳切："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光绪朝东华录》）通俗来说就是：科举一天不停止，读书人就都存有侥幸考中的心思，从而分散他们专心钻研实学的志向。民间更是相互观望，私人设立学堂的非常少，又绝不是国家财力所能普及的，学堂绝对没有大兴的希望。
八月初四的谕旨一下，最先沸腾的是新式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的学生们扯下"学而优则仕"的匾额，换上"实业救国"的横幅，校长唐文治站在台阶上高呼："今日起，我辈所学，不再为功名，而为强国！"（《南洋公学校史》）北京京师大学堂里，留着辫子的学生与剪了发的教习击掌相庆，有人把八股文范文扔进厕所，引来保守派教习的怒斥，却被学生们用"民权"理论驳得哑口无言。
河北保定的私塾先生王锡彤在日记中写道："晨起闻废科举之诏，邻人聚议，有哭者，有骂者，有茫然不知所措者。吾家耕读传家，今后子弟当何去何从？"（《抑斋自述》）在浙江绍兴，鲁迅正在矿路学堂读书，他后来在《呐喊》中回忆："那时我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榜文，三榜以后，便到报房去看新出的《申报》，上面有一行小字：'学堂一律照旧开办，科举永停。'这消息，使我愤怒而且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