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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1章 显宗成皇帝下(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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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纪十九,从公元342年(壬寅年)到公元347年(丁未年),共六年。

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壬寅年)

春天,正月初一,也就是己未日,发生了日食。

乙丑日,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豫州刺史庾怿给江州刺史王允之送酒,王允之感觉酒里有毒,拿酒喂狗,狗喝了就死了,王允之就把这事秘密上奏给皇帝。皇帝说:“大舅(庾亮)已经搅乱了天下,小舅(庾怿)还想这么干吗!”二月,庾怿喝毒酒自杀了。

三月,开始把武悼后(杨芷)供奉在武帝庙中一同受祭。

庾翼在武昌的时候,老是出现一些怪异的现象,他就想把驻地迁到乐乡。征虏长史王述给庾冰写信说:“乐乡离武昌有一千多里地,好几万人一下子要迁徙过去,还要修建城墙堡垒,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都会被折腾得够呛。而且江州要逆着江水航行好几千里,给军府提供物资,人力劳役都得增加一倍。再说武昌实际上是江东镇守防御的中心位置,不只是能抵御上游的敌人;遇到紧急情况要通报消息,快速赶过去也不难。要是迁到乐乡,那地方在西边太远了,一旦江面上出了事,根本来不及互相救援。作为镇守一方的重要将领,本来就该处在要害位置,掌控内外形势,让有不良企图的人摸不着头脑。以前秦朝忌讳‘亡胡’的预言,结果反倒给刘邦、项羽创造了机会;周朝厌恶‘檿弧’的童谣,最后却引发了褒姒带来的祸乱。所以明白事理的君子,做事遵循正道,那些祈求免祸的方法,都不可取;就应该选择符合事理的做法,考虑对国家长远有利的计策。”朝廷讨论后也觉得王述的话有道理,庾翼这才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夏天,五月乙卯日,皇帝身体不舒服;六月庚寅日,病情加重。有人伪造尚书的命令,下令宫门不许宰相进去,大家都吓得脸色大变。庾冰说:“这肯定是假的。”一追查,果然如此。皇帝的两个儿子司马丕、司马弈,都还在襁褓之中。庾冰觉得他们兄弟掌权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担心皇帝去世后,他们这些亲属和新皇帝关系疏远,被别人挑拨离间,就经常跟皇帝说,国家现在有强敌,应该立年纪大一点的君主;他请求立皇帝同母的弟弟琅邪王司马岳为皇位继承人,皇帝答应了。中书令何充说:“父子相传,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轻易改变的话很少有不引发祸乱的。所以周武王没有把王位传给圣明的弟弟,不是不疼爱他。现在要是琅邪王登基,那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呢!”庾冰不听。于是皇帝下诏,立司马岳为继承人,还让司马弈继承琅邪哀王的爵位。壬辰日,庾冰、何充以及武陵王司马曦、会稽王司马昱、尚书令诸葛恢一同接受皇帝临终的嘱托。癸巳日,皇帝驾崩。皇帝幼年继位,不亲自处理政务;等长大后,还挺有勤俭节约的品德。

甲午日,琅邪王司马岳登基做皇帝,宣布大赦天下。

己亥日,封成帝的儿子司马丕为琅邪王,司马弈为东海王。

康帝守丧期间不说话,把政务都交给庾冰、何充处理。秋天,七月丙辰日,把成帝安葬在兴平陵。康帝步行送丧,走到阊阖门,才坐上白色的车子到陵墓所在地。安葬完毕后,康帝来到殿前,庾冰、何充在旁边陪坐。康帝说:“我能继承大业,多亏二位的努力。”何充说:“陛下能登基,是庾冰的功劳;要是按我的建议,就看不到太平盛世了。”康帝听了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己未日,任命何充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的晋陵诸军事,兼任徐州刺史,镇守京口,这是为了避开庾氏家族的人。

冬天,十月,燕王慕容皝把都城迁到龙城,在境内实行赦免。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浓缩了东晋咸康八年权力博弈、政策争议与政权更迭的关键场景,背后折射出门阀政治的深层矛盾与古代决策的现实逻辑,从现代视角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评论:

门阀骄纵与皇权弱势:庾氏家族的“权力双刃剑”

庾怿毒杀王允之的举动,本质是东晋门阀士族“恃权妄为”的缩影——作为外戚的庾氏家族,因庾亮早年掌权已深度介入朝政,庾怿竟敢以毒酒清除异己,可见门阀势力已嚣张到无视基本政治伦理。而成帝那句“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道尽了皇权的无奈:面对根基深厚的门阀,皇帝只能通过言语谴责施压,最终以庾怿“自杀谢罪”收场,既未追究庾氏全族,也未建立防范门阀越权的制度,暴露了东晋“皇权旁落、门阀共治”体制的致命缺陷。这种“以私权代公权”的乱象,放在现代政治语境下,正是“权力缺乏监督”的典型:当少数家族垄断政治资源,缺乏独立的监察体系与民意制约,必然滋生恃强凌弱、排除异己的行为。

理性决策 vs 迷信冲动:庾翼迁都争议中的“务实主义价值”

庾翼因“怪异现象”想迁驻乐乡,而王述的反驳堪称古代“务实决策”的范本。他从三个维度直击要害:后勤成本(数万人迁徙、逆流运粮倍增劳役)、战略位置(武昌是江东防御枢纽,乐乡偏远难应急)、认知逻辑(破除“畏忌童谣预言”的迷信,强调“遵循正道、着眼长远”)。朝廷最终采纳其建议,说明东晋官僚体系中仍有理性力量,能跳出“迷信导向”的决策误区。这一点对现代极具启示:无论是政府施政还是企业决策,都应摒弃“主观臆断、迷信传言”,回归“成本核算、风险评估、战略匹配”的理性框架。王述那句“祈禳避祸之术,皆不足信”,放在今天仍是警示——决策的核心是“解决实际问题”,而非被虚无缥缈的异象或传言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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