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事业，父母一辈子的爱。
——题记
暮色漫过窗棂时，我点燃了三炷香，青烟袅袅里，又想起中元节该给父母写点什么了。案头摊着父亲泛黄的工作证，照片上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肩章上的星徽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却依旧透着一股子挺拔；旁边压着母亲的日记本，最后一页还夹着一片格尔木的骆驼刺，叶片边缘的尖刺早已变软，像极了她晚年总也舒展不开的眉头。作为诗人，我写过无数山河与星辰，可每次提笔写父母，总觉得文字太轻——他们一辈子的故事，哪是几行诗能装下的？那故事里有大西北的风沙，有青藏高原的雪，有军工车间的焊花，还有母亲踩着父亲的脚印，一路追随的温柔。
一、军歌起处，是父亲扎进戈壁的根
父亲总说，他的“兵龄”是从开进大西北那天开始算的。1968年的冬天，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走了七天七夜，车窗外的风景从江南的青瓦白墙，变成了黄茫茫的戈壁。他揣着一纸调令，从铁道兵部队转到军工企业，目的地是青海格尔木附近的一座兵工厂——地图上没标注名字，只写着“321信箱”。
我后来在父亲的工作笔记里，看到过他对第一天上班的记录：“车间在山坳里，风裹着沙粒打在窗上，像敲鼓。机床是苏联产的，锈迹斑斑，老师傅说‘这家伙能造炮弹壳，你得好好待它’。”那时候的军工生产，没有精密的电脑控制，全靠手上的功夫。父亲学的是机械加工，为了让零件误差控制在0.02毫米以内，他能在机床前坐一整天，午饭就啃两个冷馒头，手指被机油浸得发乌，指甲缝里的黑泥搓都搓不掉。有次他跟我讲，有回赶制一批紧急订单，他和工友们连续加班三天两夜，最后趴在机床上睡着了，梦里都在琢磨齿轮的咬合角度。
父亲很少跟家里说工作的危险，直到有次母亲在他换下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小块带血的纱布。追问之下才知道，车间里的砂轮突然爆裂，碎片划伤了他的胳膊，他简单包扎了一下，又接着干活——“耽误了工期，就是拖国家的后腿”。那时候我还小，不懂“军工”两个字的分量，只记得父亲每次出门前，都会摸我的头说“在家听话，爸爸去给国家干活”。后来我才明白，那句“给国家干活”，是他一辈子的信仰。他把自己当成了戈壁里的胡杨，扎下根就不再挪窝，车间的焊花是他的年轮，机床的轰鸣是他的心跳，那些从他手里造出来的零件，最后变成了守护家国的武器，这是他最骄傲的事。
除了格尔木，父亲的足迹还留在西藏拉萨、山西侯马。1975年，他奉命去拉萨参与青藏铁路支线的军工配套建设，那时候青藏铁路还没全线贯通，进藏的路走得异常艰难。母亲说，父亲去了半年，只寄回来一封电报，上面写着“一切安好，勿念”。后来才知道，他到了拉萨就犯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得整夜睡不着，却还是硬撑着去工地测量数据。有次遇到塌方，他和同事们被困在山里两天，靠吃压缩饼干和雪水度日，回来后瘦了十几斤，颧骨都凸了出来。可他跟我们说的，却是“在拉萨能看到布达拉宫，晚上的星星特别亮”。他从不提苦，也不喊累，好像那些风沙、那些高原反应、那些危险，都只是他军歌里的一个小节，不值一提。
二、母亲的追随，是军工岁月里最软的光
如果说父亲是军工事业里的一棵胡杨，那母亲就是绕着胡杨生长的沙棘，不显眼，却坚韧。母亲原本在江南的一所小学当老师，父亲去格尔木的第三年，她递交了辞职信，背着一个装满衣服和课本的帆布包，独自踏上了西行的火车。她说：“你爸一个人在那边，连件洗干净的衣服都没人熨，我得去照顾他。”
初到格尔木，母亲最不适应的是风沙。每天早上推开窗，院子里都积着一层薄沙，刚扫干净，一阵风过来，又落满了。她的皮肤很快变得粗糙，原本光滑的手，因为要洗一家人的衣服、要做饭、要打扫，渐渐裂开了口子，涂再多护手霜也没用。可她从没抱怨过，反而学着当地的妇女，在院子里种上了几棵向日葵，说“看着它们朝着太阳长，心里就亮堂”。
父亲的工作忙，经常加班到深夜，母亲就每天晚上留一盏灯。不管多晚，只要听到父亲的脚步声，她就会端出温热的粥。有次父亲加班到凌晨三点，回来时发现母亲趴在桌上睡着了，桌上的粥还冒着热气。父亲后来跟我说，那一刻，他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母亲不仅照顾父亲的生活，还成了父亲的“记录员”。父亲不怎么会写字，每次有重要的事，就跟母亲说，母亲记在本子上，再念给父亲听，确认没错了，才收好。那些本子，后来都成了家里最珍贵的宝贝，上面记着父亲的工作进度，记着家里的开支，也记着我小时候的成长点滴。
除了照顾家庭，母亲还在兵工厂的子弟学校找了份代课老师的工作。那时候的子弟学校条件简陋，教室是土坯房，冬天没有暖气，孩子们冻得手都握不住笔。母亲就把自己的棉袄拆了，改成小棉垫，分给家里条件差的孩子。她还会在课后给孩子们讲故事，讲江南的小桥流水，讲她小时候读过的诗。孩子们都喜欢她，说“王老师的故事里，有花有草，不像我们这里，只有沙子”。母亲说，她想让孩子们知道，即使在戈壁里，也能长出美好的东西，就像他们的父母，在戈壁里为国家造武器一样，都是在创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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