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石与东罗马皇帝通过书信频繁交流的同时，他也并未忽视与阿拉伯帝国皇帝的书信往来。
如果能够成功地策反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或者鼓动他坚定地效忠于皇帝这个阶层，进而在国内有效地限制伊斯兰教的无序扩张，并蛊惑他勇敢地抗制伊斯兰教浸蚀皇权，那么即便是在梦中，离石也绝对不敢有这样的奢望。毕竟，历任哈里发对于伊斯兰教的信仰已经深入骨髓，成为了他精神世界里的唯一支柱。
因此，要说服哈里发去压制伊斯兰教扩张，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世间万物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尽管离石未能成功地说服塔利卜成为一个纯粹的皇帝，而非政教合一的“哈里发”，但世事往往就是如此奇妙，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正当离石因为与塔利卜在伊斯兰教相关言论上产生隔阂而感到沮丧时，阿拉伯帝国内部却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政变——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突然起兵造反，一举推翻了塔利卜所统治的“哈里发”帝国。
新生的阿拉伯帝国统治者穆阿维叶，并没有再像以往的统治者那样自称“哈里发”，而是选择了一个全新的称号——穆阿维叶王朝皇帝。这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实际上却蕴含着深远的意义。它表明新掌权的穆阿维叶已经不再奉行“政教合一”的传统模式，即使这种转变尚未公开宣布，但他显然已经开始在暗中对神权进行压制，并对伊斯兰教加以约束。
尽管穆阿维叶皇朝表面上仍然维持着“政教合一”的国策，但这位理智的皇帝显然更容易与之打交道。事实也的确如此，穆阿维叶对于皇帝的身份感到无比享受，他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伊斯兰教原本的“推举制”进行了修改，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根据他的规定，阿拉伯帝国的继承人将仅限于穆阿维叶这一系的子孙世袭，而不再遵循伊斯兰教的“推举制”。
从此，穆阿维叶正式成为了皇帝，他开始积极主动地申请加入皇帝的交际圈。这一举动不仅显示出他对权力的渴望和对地位的追求，更意味着他将以皇帝的身份与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展开交流与互动。
秦皇发起的皇帝交流圈，这是大陆国家最为顶级的交流圈子，以前阿拉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并不被称为皇帝，而是“哈里发”。尽管大秦人习惯将阿拉伯称为阿拉伯帝国，但实际上周边国家都将其称为“哈里发国”。
如今，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正是阿里·伊本·艾比·塔利卜，而负责在离石和哈里发之间进行翻译的，是拜火教的智慧法王费尔南德斯。
皇帝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们之间的交流至关重要。然而，要确保这种交流的高效、安全和隐秘并非易事。因此，离石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鼓动各国皇帝在各自国内组建特务机构。
这些特务机构不仅负责保护皇室成员的安全，还承担着传递重要信息的任务。例如，穆阿维叶的“巴里德”、东罗马帝国的“公共邮政系统”以及匈牙利帝国的“近卫军”等，都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设立的。
然而，秦皇的智慧远不止于此。他巧妙地利用了大秦盖世太保的信息传递体系，开创性地建立起了第一个跨国皇帝邮寄系统群。这个系统群将几个大帝国的皇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能够实时共享信息、交流意见。
通过这个系统，皇帝们可以迅速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动态、军事情况以及经济发展等重要信息。这不仅有助于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还能促进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可以说，这个跨国皇帝邮寄系统群的建立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它打破了国界的限制，让皇帝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安全和隐秘的环境中进行交流，为各国之间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离石尚未来得及与哈里发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哈里发本人——阿里·伊本·艾比·塔利卜便遭遇了不幸，被国内反对派刺杀身亡。
紧接着，阿拉伯帝国内部最大的派系军阀穆阿维叶趁机夺权成功，顺利地接管了整个阿拉伯帝国，建立了倭玛亚王朝，穆阿维叶废除伊斯兰教的“推举制”，实行“世袭制”建立了倭玛亚世袭王朝，塔利卜临死前指定的继承人桑卜，害怕被穆阿维叶给宰了，急病乱投医下逃入托卡曼尼城寻求曾经的盟友大秦救命，离石对这次政变很错锷，想要出兵干涉，却又怕其他各国多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按照汉人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么最合理的做法就是庇护前任哈里发所指定的继承人，毕竟是签订过盟约的盟友。不过，汉人官员又拒绝帮助这位继承人出兵夺回实权。实际上，在西方各国，借兵复国的事情并非罕见，虽然并不经常发生，但也有过先例。
不过，汉人有自己的坚持。仁、义、礼、智、信被视为君子必备的修养，而双方既然已经结盟，那就如同兄弟一般。然而，大秦的国家意识已经觉醒，大秦帝国也拥有自己的人格。至少，大秦不能像小人那样，人走茶凉变得冷漠无情，这种过于现实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