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铮回信，指示他采取“区别对待”策略：对顽固抵抗的豪强，坚决打击，将其田产全部没收；
对态度暧昧或愿意合作的，可允许其保留部分田产，但必须接受屯田司的统一管理并缴纳赋税；
对普通佃户和流民，明确承诺屯田赋税低于以往地租，并提供种子、农具，承诺三年内田亩使用权稳定。
同时，陆铮从抄没的财产中拨出专款，在几个大的屯田区兴修小型水利，这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惠民措施，开始慢慢赢得部分民心。
但这过程缓慢而艰难，每一步都伴随着争斗和流血。
屯田清吏司就像一把插入旧有土地关系中的尖刀，每前进一分，都引发剧烈的疼痛和反弹。
江南
徐允爵等人返回江南后，朝廷“减免三成丝绢税”和“试点海贸”的承诺并未立即带来欢呼，反而引发了更深的忧虑和算计。
江南的官僚和巨商们看得很清楚，陆铮的新政核心是加强中央集权，与地方争利。今日的让步，是为了明日更彻底的掌控。
一场无声的经济反击开始了。
江南输往北方的漕粮和饷银，变得更加“拖延”和“损耗惊人”。
市面上开始流传各种谣言：朝廷国库已空，新发行的盐引可能作废；陆铮打算对江南富户征收“助饷捐”；
甚至传言朝廷要强行迁徙江南工匠充实荒芜的北方。
这些谣言导致江南物价波动，银根紧缩，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更隐晦的是，江南的商帮开始默契地减少与北方（尤其是与陆铮势力有关的方面）的贸易往来，试图从经济上扼住北京的咽喉。
一封来自江南心腹的密报放在陆铮案头，详细描述了这股暗流。
陆铮看完，面无表情，只是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手。
江南士绅盘根错节，控制着帝国的经济命脉，他们的反击，比十万大军更可怕。
“想用钱袋子勒死我？”陆铮眼中寒光一闪，“那就看看，是你们的钱袋子硬，还是我的刀快！”
陆铮意识到，必须尽快打破江南对财政的垄断。他脑海中浮现出几个模糊的计划：是否可以尝试开发北方自己的港口进行有限度的海运？
是否能利用锦衣卫的网络，建立一条绕过江南商帮的走私贸易线，从海外获取急需的物资（如硫磺、硝石、甚至粮食）？
或者，能否在北方强行推行一种新的、更高效的税制，哪怕只是在小范围内试点？
这些想法都充满了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似乎又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
咸熙元年的春天，就在这种内外交困、暗流汹涌中过去。
四川方面，林兆鼎已抵达湖广，正在整合兵力，准备西进，但进展缓慢，云南沐王府的军队也因路途遥远和土司问题尚未大规模投入战斗。
陕西的孙传庭苦苦支撑，李自成似乎也在积蓄力量，准备下一次更大的攻势。
辽东的皇太极则异常安静，但夜不收传回的消息显示，后金正在大力整顿内政，训练新军，漠南蒙古各部在其威慑下摇摆不定。
陆铮站在锦衣卫的院子里，看着墙角一株顽强绽放的野花。
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心灵的重压。
他就像一个修补匠，试图用各种方法堵住一艘四处漏水的破船，而船上的其他乘客，不仅不帮忙，还在不断凿着新的洞。
但他不能停下。他知道，下一次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可能是来自蜀地的惨败，可能是江南的彻底断饷，也可能是李自成或皇太极的致命一击。
陆铮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脊梁。无论多么艰难，他都必须走下去。
因为在他的身后，不仅仅是朱家的皇位，更是这片土地上千万生民的希望，是他来自另一个时空的灵魂，不愿目睹的文明浩劫。
“报告大人！”一名锦衣卫千户匆匆跑来，脸色凝重，“陕西八百里加急！李自成……动了！号称百万，再次猛攻潼关！孙传庭将军请求紧急支援！”
陆铮的心猛地一沉。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山雨，已然欲来。
李自成百万大军再攻潼关的急报，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波澜暗涌的朝堂，瞬间激起了千层浪。
主战、主守、主抚的争论再次喧嚣尘上，但这一次，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投向了那个始终沉默的身影——陆铮。
然而，出乎众人意料的是，陆铮并未立刻在朝会上慷慨陈词，也未急着调兵遣将。他反而在散朝后。
换上了一身寻常的青袍，只带了两个精干的护卫，悄然走进了北京城尚未完全从战火中恢复的街巷。
战争的创伤在这里被放大成无数具体而微的苦难。倒塌的房屋废墟间，百姓们用破烂的席棚勉强栖身。
空气中弥漫着药材、硝烟和若有若无的腐臭混杂的气味。
孩童的啼哭、伤者的呻吟、以及人们麻木呆滞的眼神，构成了劫后余生最真实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