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内阁在孙承宗的主持下，迅速开始运转。
首先处理的便是积压如山的奏章。
有了明确的分工和皇帝“按计划、依章程”处理的授权，效率大大提高。
不过在所有问题中辽东问题依然是一切的核心。
袁可立奉命立即着手评估辽东经略熊廷弼的防守方略，并协调兵、户二部，优先保障辽东军需，稳定了岌岌可危的关外防线。同时调原辽东巡抚王化贞回京，以免出现经抚不和的现象。
毕自严则开始梳理太仓库，着手审计历年亏空，并准备推行对“一条鞭法”的优化和改良，以增加国库收入。
徐光启上任后，首先就请求编练新军，并请旨仿制、改进西洋火器，同时举荐他的爱徒孙元化为工部右侍郎，主要负责仿制和改进西洋火器，得到了朱常洛的全力支持。
赵南星则在吏部开始梳理官员考成法，试图将“五年任职计划”的模式部分引入中高级官员的考核。
都察院、锦衣卫、东厂的派驻人员也各就各位，开始履行监督之责。
朝堂之上，虽然依旧有争论，但争论的焦点开始更多地集中在，具体政策的是非利弊上，而非纯粹的党争和门户之见。
然而，平静之下，暗流依旧涌动。
那些落选的党派，尤其是某些自视甚高的东林和浙党成员们，心中不服，暗中串联，准备在具体政务上给新内阁，尤其是准备给那些没有背景的阁员制造麻烦。
“党团”合法化后，虽然将争斗摆上了台面，但也使得派系界限更加分明，合纵连横更加频繁。
不过大多数的官员并不敢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到司礼监的党派名单里，因为在古代可是有连坐的说法的，所以这也使得东林党等党派的实力大减。
如何防止新的党争拖累国事，同样也是对朱常洛和新内阁的持续考验。
一些守旧派官员，对于徐光启推广“西学”、户部辅臣毕自严意图触碰盐税漕粮利益的举动，深感不安，私下里非议不断。
孙承宗作为首辅，责任最是重要，他一方面要推行自己的施政计划，另一方面又要协调各方关系，平衡内阁内部不同意见，常常感到心力交瘁。
但是为了大明，为了获得皇帝的信任，他始终在咬牙坚持。
他知道只有自己和自己带领的新内阁扛住了那些反对派的第一波压力之后，他后面的工作才会变得轻松一些。
同时他也深切体会到，在这个“竞争上岗”的机制下，五年任期内的任何重大失误，都可能成为对手攻击的口实，也可能让自己在下一届竞选中黯然离场。
不过这些官员在朝堂上对政策的阻碍还并不是最关键的。
虽然在锦衣卫和东厂的监督下，内阁下达的命令六部和各地州府都必须无条件执行，但万事难就难在执行。
而执行的关键则在于“钱”，明朝户部空的能够跑老鼠的库房里，没有任何一丝多余的钱粮来支撑内阁命令的执行。
哪怕是有，他们也会将其变得没有。
虽然锦衣卫和东厂，高压着六部和各地州府严格按照内阁的命令去执行，可他们就是一句话：“没钱！”
皇帝也不差饿兵，没钱哪怕内阁有再多的计划，一切都只能干瞪眼。
而仅靠皇帝的内库，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国家的运行。
更何况如今的泰昌皇帝也停止了征收矿税，这使得内库的最大资金来源也彻底断流。
无论是孙承宗，还是身为皇帝的朱一凡，每天一睁开眼就看见各地如雪片一般飞来的奏章，上面毫无意外的都只写着两个字：“要钱！”
辽东战事吃紧，要钱！
陕北大旱赈济灾民，要钱！
各地官员许久未发工资，要钱！
甚至蜀王过生日，也要钱！
总之所有的地方都在要钱...
面对空空如也的太仓库和四面八方伸来的要钱的手，首辅孙承宗急得嘴角起泡，往日里挥洒自如的干练形象也添了几分憔悴。
他与毕自严几乎住在了户部衙门，算盘打得震天响，试图从石头里榨出油来，可惜的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更让人气愤的是各地的地方官员们，都不约而同的在给新成立的内阁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那些本应该从南方按时押解到京城的税收和钱粮，也都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拖着。在这种状况下，本应进到国库的秋季税收，还不到往年的一半，仅有区区500万两，且就是这点钱，也在尚未进入内库的时候，就被瓜分殆尽。
一时间京城里的物价高涨，民怨沸腾。
与此同时，朝堂上要求加征“辽饷”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
以部分浙党和一些保守派官员为首，引经据典，陈述辽东局势如何危急，不加饷则军队溃散，国门洞开。
“为社稷计，唯有苦一苦百姓……”这类论调开始占据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