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实录：吉伦特派的溃败与雅各宾崛起～理想与现实的致命博弈
各位同学上午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段历史，堪称法国大革命中最具戏剧性的转折——吉伦特派为何在掌权仅9个月后，就被更激进的雅各宾派赶下了台？这背后藏着的可不只是权力斗争，更是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的全面溃败，是政治智慧与人性弱点的激烈碰撞。
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1792年。此时的法国刚经历了一场惊天巨变：8月10日，丹东率领无套裤汉攻占杜伊勒里宫，路十六被废黜；9月2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宣告成立。而主导这个新政权的，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吉伦特派。他们取代了之前易的斐扬派，看似站在了革命的风口浪尖，可谁也没想到，这风光背后早已危机四伏。
雅各宾俱乐部的“左化”是绕不开的背景。这个最初叫“宪法之友俱乐部”的政治团体，因为租用了多明我修道院（法语称“雅各宾”）而得名。一开始成员多是建制派，可随着巴黎公社这个掌握武装和基层组织的“反建制力量”崛起，政客们必须在“讨好俱乐部”和“拉拢公社”之间二选一。马拉靠煽动暴力、丹东靠街头动员，成了“叛逆宝宝”的代表，越来越多野心家效仿他们，雅各宾俱乐部也就越来越激进。当斐扬派的拉法耶特、西耶斯这些“乖宝宝”退出后，这里彻底成了激进派的天下。
吉伦特派上台后，本该稳住局面，可他们却一步步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他们曾支持马拉的“言论绝对自由”，上台后却反过来限制；为了巩固权力，竟让参与屠杀的丹东当司法部长；面对面包涨价、前线溃败的现实，他们不谈解决办法，反而沉迷于制定新宪法、推行教育改革。而雅各宾派则抓住机会，用“打击投机”“保障面包”的口号拉拢民心，最终在9个月内完成了对吉伦特派的颠覆。这段历史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理想与现实、原则与变通之间的永恒难题。
好了，背景一面完了，我们今天就通过这场权力更迭，聊聊背后的心理学、道家智慧和哲学原理。刘佳佳，你先说说，吉伦特派上台时的政治处境到底有多复杂？
刘佳佳：教授，我觉得他们就像“夹心饼干”。前面有雅各宾派在俱乐部里煽风点火，后面有巴黎公社的武装力量盯着，中间还有400多个摇摆不定的中间派议员。而且他们自己席位不到200，雅各宾派虽然更少，但团结啊！
教授：说得很对，这就是典型的“权力真空陷阱”。当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还没建立时，最容易出现这种“谁嗓门大谁占优”的局面。顾华，你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下，为什么中间派议员不支持吉伦特派？
顾华：这可能和“认知失调”有关。吉伦特派之前说要“绝对言论自由”，后来又限制马拉；一边强调“理性治国”，一边搞普选让文盲投票，这种前后矛盾让中间派觉得他们不真诚。还有丹东屠杀事件后，吉伦特派不仅不追责，反而重用他，这就触发了“道德厌恶”心理——谁愿意支持一个和杀人犯合作的派系呢？
教授：非常精准！心理学上的“一致性原理”告诉我们，人们会本能排斥言行不一的对象。吉伦特派的“双标”让他们失去了中间派的信任，这是致命伤。廖泽涛，你注意到吉伦特派处理实际问题的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廖泽涛：他们太“飘”了！老百姓关心面包涨价，他们在谈教育改革；前线士兵缺粮少弹，孔多塞还在琢磨新宪法怎么写。就像顾衡老师说的，“用理念替面包”，完全不接地气。
教授：这正是道家说的“脱离实际”。《道德经》里讲“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国要顺应规律、关注细节，不能瞎折腾。吉伦特派沉迷于“理性治国”的宏大叙事，把现实问题当“细枝末节”，这不就是“舍本逐末”吗？小景云，你觉得雅各宾派为什么能抓住机会？
小景云：他们很懂“对症下药”。雅各宾派不说虚的，直接问“你们打击投机了吗？判处囤积者死刑了吗？”这些话精准戳中了老百姓的痛点。而且他们利用了吉伦特派的矛盾，比如拿普选和“理性”的冲突说事，让中间派觉得吉伦特派逻辑不自洽。
教授：对，这就是政治心理学中的“议题设置权”。雅各宾派把讨论焦点从“理想制度”拉回“现实利益”，占据了道德和现实的双重高地。陈一涵，你从哲学角度看，吉伦特派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陈一涵：他们混淆了“应然”和“实然”。哲学上“应然”是“应该怎样”，“实然”是“实际怎样”。吉伦特派总想着建立“理性完美的共和国”，却无视老百姓“要吃饭、要安全”的实际需求。政治不是理念试验场，是“可能性的艺术”，他们没搞懂这个区别。
教授：总结得太到位了！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没有现实根基的理想，终将沦为空中楼阁。吉伦特派的失败，本质上是“极端理想主义”的失败——他们把启蒙思想的“理性”绝对化，用抽象理念套现实问题，既没守住原则的底线（和丹东合作），又没学会灵活变通（解决民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