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椅上的赵佶，被臣子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也有些心动。
他近来对王伦正是信赖有加的时候，觉得此人身负异术，见识超卓，或许在军事上也能有奇谋？况且，让王伦去“宣抚”、“参谋”，既不算直接赋予兵权，又能体现自己“皇道”用人、集思广益的姿态。
若成功了，是自己慧眼识珠；若不成……那也是王伦能力有限，于自己无损。
于是，赵佶看向班列中沉默不语的王伦，温和开口道。
“王卿，众卿皆举荐于你，以为卿之才可安乱局。朕亦觉淮西之事，或需卿之慧眼，前往厘清，佐助平乱。不知卿意下如何？”
压力瞬间给到了王伦。
他心中雪亮，这哪里是举荐，分明是蔡京、童贯等人联手做的局，要把他这个“碍眼”的存在推出去，置于险地。
剿匪成功，功劳是前线将领和朝廷调度有方；一旦失败，或者无所作为，他之前积累的声望必将大跌，甚至可能被安上贻误军机的罪名。
拒绝？在皇帝兴致勃勃、众口一词“举荐”的当口，强硬拒绝不仅会触怒赵佶，更会坐实自己“徒逞口舌”、“无实干之才”的指责。
王伦心念电转，面上却露出恰到好处的凝重与谦逊，出列躬身道：“陛下，诸位大人谬赞了。”
“臣一介书生，于军旅战阵之事，实是门外汉，岂敢妄言佐助？前番所言，不过是一些粗浅的比喻，岂能当真用于征战杀伐？”
他先是以退为进，表明自己并非军事专才，降低皇帝的期待。随即话锋一转：
“然，陛下既有差遣，臣虽才疏学浅，亦不敢惜身推诿！臣愿往淮西一行。”
就在蔡京党羽眼中露出得意之色时，王伦紧接着提出了条件：
“只是，臣恳请陛下，若派臣前往，万不可予臣任何军职或指挥之权。臣只愿以一‘观风使’或‘宣慰参谋’之名，前往前线，了解民情士气，观察贼军虚实，或将所见所闻，所思所虑，如实禀报陛下与枢密院，以供决策参考。”
“至于临阵决机，冲锋陷阵，乃将士之责，臣断不敢越俎代庖，以免干扰军务，适得其反。”
他这番表态，既接下了任务，表明了自己不畏艰险的态度，又巧妙地避开了直接承担军事指挥的责任，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观察员”和“信息传递者”。
同时，“了解民情士气”也与他之前“治国需知下情”的理念一脉相承。
赵佶听了，觉得有理，既用了王伦的“才智”，又避免了文武职司混淆的麻烦，欣然应允。
“准卿所奏！便授王伦‘淮西宣慰参谋’之职，即刻前往淮西军前，观风体察，随时密奏！”
“臣，领旨谢恩。”王伦深深一拜。
退朝后，蔡京一党的官员们相视而笑，认为王伦此去，必定灰头土脸，无功而返，届时自有弹劾他的理由。
然而，王伦领了“淮西宣慰参谋”的虚职，却并未立刻离京，而是借着宋徽宗给予的“随时密奏”之权，再次请求单独觐见。
延福殿内，檀香依旧，但宋徽宗赵佶眉宇间的愁绪却比往日更浓。
淮西之败像一根刺，扎在他心头。
“王卿去而复返，可是对淮西之行已有方略？”赵佶带着一丝期待问道。
王伦屏退左右，殿内只剩下君臣二人。他深吸一口气，目光坦然直视赵佶，语出惊人：
“陛下，臣近日详查淮西战报，又综合平日所见所闻，有一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请陛下恕臣直言——我大宋如今许多禁军、厢军，恐难当大任！”
赵佶脸色微变：“王卿何出此言？我大宋拥兵百万，岂会无人？”
“陛下，”王伦语气沉痛，开始详细剖析。
“非是无人，而是兵不堪用！其一，承平日久，京师禁军多充仪仗，疏于战阵，骤遇悍匪，未战先怯，童枢相之败，便是明证。”
“其二，吃空饷、克扣军饷之风盛行，士卒面有菜色，何来力气厮杀？”
“其三，将骄兵惰，训练废弛，阵法生疏，临敌只知一拥而上，或望风而逃。”
“其四，指挥体系僵化，层层掣肘，良将难以施展。”
他每说一条，赵佶的脸色就难看一分，因为这些情况，他并非全然不知，只是不愿深想，如今被王伦赤裸裸地揭开。
“依卿所言，朕这百万大军，竟是摆设不成？那淮西之乱，该如何平定？”
赵佶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气和不甘。
王伦知道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他话锋一转，抛出了那个石破天惊的建议：
“陛下，正兵不足，当用奇兵！剿匪之事，或可效仿古人‘以夷制夷’之策，行‘以匪制匪’之法！”
“以匪制匪？”赵佶愣住了。
“正是！”王伦加重语气，“陛下可知道那山东梁山泊？”
赵佶当然知道，前些时日还差点因为水泥之事起了冲突，后来梁山主动公开秘术，印象倒是改观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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