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神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总有一片土地让人念念不忘。在我眼里，世上除了小西山再无名山大川。五湖四海虽然不算形同虚设，从来没让我产生过魂牵梦萦般的牵挂。我起大早，在打捞亲历者出现之前离开，连电灯都忘了关。我赶最早那趟火车，九点到达瓦房店，到姐姐家看望妈妈。
董永宁和张华堂合伙做买卖，因为相互猜忌推销不利，一直挣不着钱。他们找到弟弟达成协议，他俩负责进货弟弟负责推销。三个人各显其能相互信任，半年之后都挣钱盖了房子。弟弟经常陪客户吃饭再加上很少活动，半年下来胖了十几斤，走路直喘。两个人指责弟弟任意挥霍大吃二喝，把弟弟告上法庭。
弟弟脱离两个人，自己办了一座加工面条鱼的作坊。董永宁和张华堂做买卖，不到半年赔个屌蛋精光，又来求弟弟合作，被拒绝。今天，弟弟来瓦房店冷冻库存货，我们在姐姐家会合，一起回小西山。远远近近的路边和山坡上，杨柳吐翠，到处盛开着雪白的槐花。世世代代为了园边子地场院边子地大打出手，现在连人都见不着，鸡和鸭打？汽车进了小西山，路过董太生大哥家门前。
他在家里看见我，出来和我打招呼。他曾救过我的命，我给他二百元钱，他死活不要我死活要给。我每趟回家，都能遇见在院子里砌猪圈的董太恩。他头发花白苍老结实，仍在院子里砌猪圈，只是没了搬石头的小天鹅。他装作没看见我，我也装作没看见他。小天鹅投海之后，董太恩，仍赶着牛车拉着大铁桶去屯北大沙坑，栽永远栽不完的绝命地瓜。为了占住大坑，他还在坑边盖了几间房子。
狡猾机灵的董太安，绰号“二猴”，是大太平子弟弟。他面孔夸张变形，喊我名字，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是谁，直到他自报家门。在“中国美国打仗”中，他是神出鬼没枪的狙击手，我们被他枪枪爆头，多次成为他的枪下之鬼。幸亏用杨树枝做的假枪，假如真枪真打，我们这茬太字辈除了他之外，得少一茬人。
董云超三叔在菜园里间小白菜，见了我惊讶地张着嘴，握着我的手半天没说话。我们曾经是难友，他偷生产队的豆饼我偷书，同被关在公社“群专队”的黑屋里，每天被汽车拉到各大队批斗。他对生活有说不尽的感慨、无情岁月的无奈，使本来就长的下巴更夸张，不时扶一下，仿佛随时能掉下来。三婶脑血栓去外地女儿家，家里剩他一个人。小时候他在“南洪子”割草，把我抱起来往海里走，吓唬要扔进海里，我拼命挣扎大喊大叫。那当时他二十岁，现在六十多岁。我在小说集《金色的盾牌》一位叫董超的作者名字中间，用黑墨水加了个“云”字，说小西山董云超当作家了，他因此出名当了大队团总支书记，娶了媳妇。
以前的记忆已经土崩瓦解，被弟弟拆了旧房盖了新房。天空没了内容，老杏树老枣树大榆树都被伐倒，地基向后延伸十米。面条鱼作坊在院子里，江士生，董云升家二婶、盐场范丽娜等在帮工。弟弟买了辆二手跑车，载我去河口门子码头，等船靠港卸货。晚上，弟弟宴请船主“三轮子”，喝我买的金奖白兰地。
农村人喝不惯洋酒，他大醉我也大醉。王振江大叔患小脑萎缩去世后，谢老板买下沙岗后死在狱中。董云果带小西山人告状未果，远走他乡外出打工。
我越过沙岗后几道铁丝网，来到西山砬子，到墓地拜谒老校长董太元。董太林老师为太爷、太奶墓碑上撰写的赞美诗，让人感动。“望海楼”旧址，只剩下建筑物残渣。我小时候割草、大人赶海的地方，被一座座高大圆拱的海参育苗室取代，是埋葬绿水青山的一座座巨大坟墓。我在冥冥中听见，一代代小西山赶海女人，咬牙切齿怒骂诅咒。残存的小杨树、没死绝的“二马蛋子”、寥寥几串“嘎瓢”、垂头丧气的山槐子、苟延残喘的白花草、伤筋动骨的老牛筋、快被斩草绝根的山草、匍匐在地的洼地草，帮助我追忆一件件往事和一幕幕情境，求我救救它们。我在树丛中，拆下几只套野兔的细铁丝套子。人世间的套子够多了，又套到了动物界。漫山遍野翻飞的野鸡和乱窜的野兔，让人垂涎。一是有法律保护，二是大、小西山人也和过去一样，生产力落后，对捕获野物束手无策。
我来到西山砬子北头，稍稍隆起的土堆，是老叔另一个世界的家园。他生前无论如何想不到，死后在这里做孤魂野鬼。我跪在坟前，轻轻磕了三个头。
我来到大西山，人们在街上、院子里侍弄菜园。我遇见刘春奇，他爹刘希和是爷爷的拜把子兄弟。董太武的儿子董德臣，是我教过的学生，和我一样成了中年人。他忿忿不平向我控诉基层干部出卖土地的罪行，让我向上面反映。所有人都老了，也和我老了一样。许多人不在了许多人见不到，也和没了一样。
我必须到董太水家，他在炕上睡觉，如同沉睡的大地，好不容易唤醒。他一只眼睛瞎了，另一只眼球凸出来。他仍重复十几年前我们见面说的一句话：“我像不像老润土？”我打断他，一提到看书，他顿时滔滔不绝。他剩下的一只眼睛视力也在减弱，并有失明危险，仍天天看书。他重复某年赶集，用卖猪的钱买了几本盗阪书，被老婆骂了十几年。他对历史和现实仍不敢妄加评论，害怕祸从口出。他仍坚持练习书法，仍不知道用宣纸写字什么滋味，否则给我写一副字。
我仍后悔没给他买几张宣纸带来，实际上，我比他强不了多少。他又问我，中共党史上的凯丰怎么不提了，我仍一一为他作答。他说：“现在我已经看破红尘了，随波逐流过一天少一天。”他一顿喝半斤酒，喝不起一元钱的“窖香”，喝伍角钱一斤的散白酒。他的一个女婿入赘，高大魁梧端正，叫我大叔。
小时候，我俩用竹筒做过望远镜，现在，他对我的二十倍望远镜不屑一顾。分别时我给他二百元钱，他死活不要，再给就急眼。我怕伤了他自尊心，没再坚持。他在后院墙根晾晒一排排裁成方块的树皮，我问做什么用，他不说。
他可能在上面练习书法入木三分，也可能将无尽的慨叹，以罄竹难书的方式铭刻。分别前他仍问我：“我什么时候能看到你写的书？”我说：“快了。”
他问我：“我给你取的书名忘没忘？”我说：“没忘，《大海碗》”
我走在故乡土地上，童年的脚印和现在的脚印重合，新房子和旧房子的位置重合，晚辈和健在的老人重合，历史和现实重合，星星、太阳、月亮的轨迹重合。
半路，弟弟雇车拉货上来，十几只塑料桶里装满面条鱼。几个雇工等候在院子里。我记忆中的江士升，年轻英俊戴了红袖标，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现在年逾古稀，目光浑浊步履蹒跚。他的一口雪白牙齿，是青葱岁月唯一不变的印记。他了解许多歌星和公众人物逸事、国内外各种大事。他不读天下书，却广知天下事。他赞美：“你没有知识分子架子，不像有些人，回到家乡就了不得了。”我说：“人的知识来自生活，架子不是学问。”他没说话，对我竖起大拇指。
范丽娜是原盐场三队队长范会民孙女，四爷家小顺子的儿媳妇。他爷爷安排小队干活，用大队广播一讲一个多小时，给全大队人做报告。人们都说“范会民要当大队书记”了，他听了很得意，已经去世多年。范丽娜戴着大口罩，身材苗条健壮，充满青春活力，只是看不见面孔。我让她摘下口罩，在他脸上辨认出她“哥哥”是范庆富，我教过两年。我问：“你哥哥现在怎么样了？”
她脸红了，说：“他是我爹。”她早已结婚，把九岁的大女儿送到瓦房店念书，小女儿三岁。她和江士升都是钟点工，随叫随到，每个小时十元工钱，已经干了一年。我说起她三叔“三疤瘌眼”，表演我写的第一个相声《盐场巨变》，她三叔和于殿涛合说。她三叔没有观众缘，谁都不看，后来被宋庆国取代。
加工面条鱼和当老师一样，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灶下的火必须达到白热化，锅里的水持续沸腾，将面条鱼及时下锅，适时用大笊篱捞锅。火大了小了面条鱼下早了晚了捞早了晚了，不管未熟还是熟过了头，都会霉烂废弃。
某掌锅人的工钱没达到满意，该捞鱼时故意拖延，煮完剩下一层皮。本该两个小时完活，她拖延三个小时多挣十元钱，雇工们乐不可支。她带头偷鱼，收工时还偷园子里的菜，被弟弟发现，她说顺便拔点回去，晚上省得做饭了。她拔了东家的菜理所当然，是为帮助东家多干活。弟弟怕她使坏还不敢得罪。
董云歧大叔是本家本当，负责烧火，弟弟主灶。我和江士升抬起一只只百十斤重的塑料桶，把面条鱼倒进锅中沸水。弟弟用大网抄子捞出熟鱼，放进一排大篮子里。江士升用小车把篮子推到院子里，倒在一张张筛子上，摊匀晾晒。
弟弟雇的两个吉林女人和范丽娜，各司其职有条不紊。锅里的水持续沸腾，一桶桶面条鱼倒进去，顷刻间变成熟“面条”。洗鱼水顺着脚下的排水沟，流进街上菜园里的蓄水池，臭气熏天。弟弟曾被人告到环保部门，被罚款了事。
家家户户的菜园子不设防，很少有人偷，和过去大不一样。晚上，弟弟做了我愿吃的小鸡炖酸菜，喝了三瓶啤酒。屋子里到处都是苍蝇，在雪亮的灯光下嚣张而兴奋。弟弟用一米半长的大苍蝇拍，一边喝酒，一边在天棚上横扫千军如卷席。一只死苍蝇落进酒杯，我患上“杯弓蛇影”症。弟弟给我换了酒杯，我仍觉得里面有苍蝇，喝酒如同吞苍蝇。我照样住在里屋，在家时一直住在这里。
新房子后挪十米，我原来睡觉的位置是猪圈，此时一头肥猪躺在窝里。晚上睡觉，我仍觉得躺在原来的位置上。曾几何时，我躺在这里成宿到亮挨父亲的怒骂，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何时走出小西山。现在回一趟小西山，成了奢望。
外面漆黑静谧，听得见宇宙的呼吸和心跳，还有外星人的窃窃私语。鸡叫了我才朦胧入睡，故去的爷爷、父亲和老叔，围坐在我的身边。没有楼房遮挡，早上三点钟天已大亮。外面，树上鸟儿成双对，优美婉转地歌唱。它们是大自然的说客，用天籁之音劝天劝地劝人，让世间美好。这不是鸟叫，是无数人在表演口技。这些年，我很少听到这种天籁之音，听到的都是虚假的模仿。一阵狗叫，“母狗子叔叔”的声音从南山头方向传来：小小子你个驴进的又回来了？
弟弟开车带我到盐场商店买扫帚。我每次回来，半路都遇见赤脚医生德增。以前的他骑自行车，再是摩托车，现在开轿车。大自然寒来暑往，他也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出入各家各户的除了老师家访，再是他。他从年轻小伙子到现在的满面沧桑，头发秃了。三个自然屯几代人的生老病死，都装在他的药箱里。以前妈妈常年有病，我经常半夜三更去叫他,不是“半夜鸡叫”是“半夜我叫”。他从车上下来，我们握手寒暄。他比我大四岁，按辈分亲热地叫我“大叔”。
言小颜曾是二十五中学宣传队台柱子，美丽风流能歌善舞。她见了我热情地迎出商店，宽过门框的髋部硬生生挤出门框。她用满脸的皱纹刻录人生，曾经勾魂的目光仍残留着不了之情。她丈夫据说被她骂得蒙头转向，开车去永宁进货时挨骂，一直往前开去了马场；中途挨骂，改弦更张去了杨树房。丈夫快到家时挨骂，南辕北辙重返永宁。丈夫躲在荒郊野外不接电话，她关了店门，骑摩托车到处寻觅。她一天不骂，丈夫什么活儿不干，躺在炕头上当老太爷子。
大、小西山乃至盐场，都知道昨天晚上，“三轮子”在弟弟家喝洋酒喝醉了。人人都是记者，家家都是“路透社”。在闭塞而敏感的小西山，和老寒腿逢上大寒潮，经不得一点事情。晚上，我和弟弟到河口门子等船拉货。
“三轮子”媳妇是外地人，据说很刁。每次去河口门子，她都跟客户一起记账，每年都能讹五、六千元钱。一天之内多次要账，是她的惯用伎俩。住些日子估计客户忘记了，她就说少交五千元钱。她屡试不爽，对弟弟说：“二哥，你少给我五千元钱。”弟弟说出每次付货她穿哪件衣服、谁在场、她什么表情说了什么话等一系列细节，她不得不低头认账，说：“小西山就董雪峰是个人物。”
此时，她站在漆黑的码头上，期盼丈夫归来的焦灼和渴望，是那样深情。当船上的探照灯在漆黑的海面照射出两道雪白的光柱，她眼睛里顿时闪耀着幸福的光芒。大概再刁蛮的女人，这种时刻都会像蜘蛛吐丝一样释放温情。
弟弟开车，在街门口进进出出，很是风光，今非昔比。他的车也如同他的形象，奇形怪状野蛮善良，愚蠢绝伦足智多谋。百年来，沙岗后都属于小西山的固有土地，现在稀里糊涂成了“飞地”。当年爷爷用地角石围起来，不许“两虎兄弟”白成太和董千溪家人进入。伪满时期小日本修望海楼，也没阻止爷爷在沙岗后耕种。现在，沙岗后被铁丝网围起来，小西山的土地不许小西山人进入。铁丝网之内是大方塘，水浇地，果园。如果爷爷地下有知，骂多少句“妈拉个巴子”都没用。奶奶把一家人拖进火坑，没栽成“果木”，光顾自己赶海快活。
现在，她也不得不回到那片她时刻都想离开的黑土地。我一边跑一边骂，骂家乡这些可耻的李鸿章汪精卫秦桧……王海鲜鼓惑弟弟做小西山人领袖，带领大伙儿讨回被卖掉的土地。我们兄弟隔阂，和他不无关系。他经常怂恿弟弟把我拉进旋涡，亲自给我打电话：“太锋，你是咱小西山的骄傲，家乡父老乡亲的土地被人抢占，你能坐视不管吗？三叔我已是古稀之年，怕什么？树高不能撑破天，人活不能到百年，我是和他们斗争到底了！”说的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催人泪下。
我言不由衷地说：“三叔你放心，我责无旁贷绝不会袖手旁观。”我苦劝弟弟：“这是一场注定没有胜算的抗争，不能拿鸡蛋碰石头。”弟弟训斥我：“你就怕树叶掉了砸脑袋，和咱爹一样！”弟弟以为我看他热闹，不写信不接电话不和我联系。我经常站在铁道边上，望着来来往往的火车，悲凉地吟诵：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有关部门前来“调查处理”，王海鲜随即人间蒸发，只剩下弟弟一个人承担责任。这让我想起了冷战时期，美国用了几十年——从古巴导弹危机开始，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换了十几个总统，才瓦解分化了俄罗斯。王海鲜以基层不法官员倒卖沙岗后这一事件，不到二十分钟，分化瓦解了我们兄弟关系。说弟弟是我们家族的戈尔巴乔夫，又太高抬了他，又确实起到这个作用。董家虽然盛产“虎头”，不乏“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绝没产生过认贼作父的大鸡灯。这也如同天才的产生，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从古代的董仲舒、董卓到现代的董必武，在这方面都榜上无名，到了我们这代人浮出水面独占鳌头。当年在东开门的半截土屋里，当瞎董万空知道儿子董太举花四角六分钱买了一副扑克供大家玩时，张开光秃秃的双臂原地环绕一周，瞪圆眼睛感慨：“驴进的太举子个是个大鸡灯啊！”天大地大不如鸡灯大。
苏丹总统侯塞因十二次被暗杀，说：“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生活在一本侦探小说里。”我感觉自己生活在足球场上，总被踢来踢去。你生活在炉膛里，不被冶炼都不行。弟弟日子蒸蒸日上，我们兄弟和好如初，只字不提告状的事。
上海道铺成水泥路，鹩哥野鸡布谷鸟不知道什么鸟，声声缠绵优美。我返回西北海，蛇盘地位置被削平，盖了几间瓦房，门前停放几辆轿车和卡车。一个老板摸样的人坐在在屋里写字台前，用手机打电话。两个女人在厨房做饭，一群群雇工在山上、海滩上忙忙碌碌。老牛圈里堆满建筑垃圾，一块块塑料残片随风飘荡。海中间的“青石线”、西大流、“三块石”“石炕”，早已荡然无存。
一片片一方方参池子别别扭扭，我拒不认可这是沧海变桑田。小天鹅投海的位置是一座二层了望塔，仿佛望海楼挪在这里，打更人警惕地望着我。北海头，坐落着飞檐斗拱的龙王庙，龙王爷被老板们从龙宫里请来坐镇。我进不了海底，沿着“海防路”走到沙湾底。屯后大坑，董太恩还在象征性地填沙坑，栽地瓜。据说他以栽地瓜盖房子为幌子，实际上控制大伙儿在周边拉沙子。用沙子垫地基得花钱买，拉沙子都向他交钱。小天鹅生前挑沙填坑，终于产生了价值。
后天是端午节。在大连，一把艾蒿卖一元钱。漫山遍野的艾蒿一眼望不到边，一天拔三万把不是神话。我鼓励董太恩，抓住商机到大连卖蒿子。他比我小一岁，说：“大哥，在大连给我一车钱，你也拿不回来。”他媳妇岔开话题：“你家大兄弟吃鸡蛋噎着了，永远不吃鸡蛋。”我说：“都是老二驴子们的故事。”
回来之后我知道，谁和董太恩媳妇提起小天鹅的话题，她开腔就骂。我走到后趟街看错人，把连举子大姐当成王振河家老婶。她和丈夫王德巾在街上菜园子里，不紧不慢地插芸豆架。王德巾三哥老得认不出来，紫红的头皮上，只剩下稀疏几根白发。他患有严重风湿病，还光着脚，在潮湿的芸豆地里踩来踩去。
他也曾仪表堂堂，和大西山董太水一样嗜书如命，才华横溢，关心时事政治。他家兄弟多，他爹把他过继给无二无女的二叔。一次为了点小事，他继母喝了卤水，用马车拉到永宁医院人就不行了。继母之死，对他的形象大打折扣。他二十四岁时，仍娶了花容月貌的连举子大姐，再一次创造地富子弟娶贫农闺女的奇迹，让小西山的光棍们艳羡不已。他婚后不久，我们找他去永宁开大会。他刚起来，睡眼惺忪没吃早饭。连举子大姐伺候他吃饭，他说：“别丢我的人了。”
他有理想抱负，憎恨自己的家庭出身。下放户老田家住东南地，和他家毗邻。他带田家女儿田秀美和弟弟田树去山上拾草，挑着自己的草还挑着她们的草。他还是小西山的孩子王，那当时小西山分东、西两国，他是“东国”皇帝。他经常带着“东国”人马，把“西国”国王董云华和喽啰们打得落花流水。那是个阴天的下午，他亲率大军来西北地“血洗西国”，占领后园大杏树。董云华吓得逃回家关门不敢出去，老爷和老奶出去，将他们暴打一顿。若干年后，王德巾和董云华成了一对好朋友，三天两头在一起喝酒，差点儿成了儿女亲家。
董云华把二爷家淑珍老姑的女儿介绍给王德巾儿子，如同汉匈和亲。
六十岁的王德巾老态龙钟，问：“太锋，我的风湿病怎么治。”我说：“喝‘鸿茅’药酒试一试。”在地上写了“鸿茅”两个字。他说：“我连‘窖香’都喝不起，涨到一元两角钱，你说的酒比‘窖香’还贵吗？”当他知道一瓶药酒二百六十元钱，能买二百瓶“窖香”，连连摇头：“我得的不是病而是命。”他的悲凉和无奈，让我半点没感到自己幸运和优越。我转身走了，没敢回头。
我刚挪步，王德皇拄着双拐艰难地一步步朝我走来。我刚要打招呼，他高声喊我小名：“小小子你当了大官，到联合国开会时说一声，把大哥的腿好好治一治！”他放高利贷挣了大钱，舍不得花钱天天喝假酒，患了股骨头坏死。
弟媳生日，我和弟弟到永宁买菜。弟弟在“赵大官”儿子赵忠强的蛋糕店订了蛋糕，回来路上，遇见原三队的几个“大官苗子”。三队如同广鹿守备区的守六连，出了好几个大、小队干部。原民兵连长曲跃后，已经老得丢盔弃甲。
当然，又遇到巡诊回来的德增，非要给弟弟一箱哈尔滨啤酒和一箱饮料。他头些日子买了一箱干鱼，弟弟没要钱。中午，弟弟请他吃饭。弟媳在山上打电话，让弟弟开车，把她和两个干活的女人接回来。我娴熟地炖鱼和小鸡，切凉菜。弟弟总喊“杀人”，菜刀却钝得和炕沿一样。用这样的刀杀人，凡人要想不遭罪，事先必须送银子贿赂刽子手。牛鼻子海螺就是牛，硬过硬塑料，炒得半生半熟。和德增喝酒，谈了些往事。他来看望我是顺便，主要是对弟弟讨好，竟说出“我在盐场发展，还得二叔你大力扶持”这样肉麻的话，我听了都要笑出声了。
老甘是东面人，有砌锅灶手艺。他砌的锅灶内部向下呈梯形，炉火沿着沟槽环绕，既省煤开锅又快。如同物业师傅给我家修理户总开关，他为弟弟砌锅灶也留一手，使用寿命短，坏了还得找他拆了重砌，重复挣钱。这次他又来砌锅灶，据说能用一辈子。他虽然没留一手，但是要了双倍工钱，外加一箱干鱼。他看猪圈里有小猪崽，又要了一头猪崽，象征性地给了点钱。他骑摩托车满载而归，因为东西太多半路摔伤。弟弟接到电话开车前去救援，只见猪鼻子和老甘的鼻子都掉了一层皮，满脸是血，赶紧把他扶上车送到医院，替他交了医疗费。
晚上，“三轮子”在海上来电话，说上货了。弟弟开西院王德本的拖拉机去河口门子，我和董云歧大叔在家里看锅。大叔人厚道聪明，做事情如同齿轮咬合，一丝不苟严丝合缝。他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全引用电视剧里面的台词，很有深意。他谈到小西山一部分人出卖土地，说董云果等都是些“好不错”的人。某些人利用董云果签字卖地，他什么没得到，只得到“谁来拉沙子就找你签字”的承诺，结果一分钱没有。实际上谁来拉沙子都不通过他，他不过是替罪羔羊。
董云歧大叔说：“十年前有一次我去永宁，遇见一个老人，他说：小伙子，你知道什么最难受吗？当亡国奴！你看现在的小西山，把能卖的土地都卖了，我感到已经是亡国奴了。”我听了，心里很沉重，产生许多无法想象的想象。
某干部要占用小西山的十七亩机动田，办海参育苗场。小西山几个“有头有脸”的人带头签字，“同意建海参育苗室”，遭到弟弟、王全、董平、王章、老贵等另一部分人强烈反对。弟弟仍去王家喝酒，王海鲜仍用弟弟的手机给我打电话，说的是几年前同一套话：“太锋你好听音如面，树高不到千尺，人活不到百年！老叔我决心为小西山人讨个说法！你做为小西山人，不能袖手旁观！”
反对派准备告状，镇里把两派人叫到大礼堂开会辩论。弟弟慷慨陈词，代表反对派发言：“过去八国联军侵略我们国家，清政府的李鸿章卖国求荣，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了汉奸，留下千古骂名。现在，我们小西山又出了你们这些投降派和屯奸，出卖家乡土地，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贫瘠和空白，你们还有什么脸面见小西山江东父老？如何对得起子孙后代？你们百年之后如何面对历代祖先？你们晚上躺在炕上扪心自问，能对得起谁？”
卖地派签了两遍字的董云国站起来，结结巴巴说：“我、我不对，我不做李鸿章和汪精卫，我收回签字，给大家行礼。”连连鞠躬之后，转身离开会场。董兴平做为自然屯负责人，没脸在屯中呆下去，借口去闺女家一年未归。
镇里赔偿小西山八万元，最后降到三万元，平均每人不到一百元。协议没达成，钱留在镇里，海参育苗室照开不误。江士升告诉我：“开育苗室的人，已经盈利一千多万元。”弟弟为小西山得罪了人，有关部门进行处理，险遭拘留。大西山有人出卖西山砬子，遭到人们的强烈抵制。董洪钟仗义执言，带领大西山人上访赢得胜利，得到二十多万元补偿款。就在大西山人准备分钱之时，董洪钟人间蒸发。人们传说，在西山砬子上，一个头插草标的古装女子嘤嘤哭泣。
弟弟来电话，让董云歧大叔马上点火。大叔用一根苞米秸子，不紧不慢地缠了个火把，扔在脚下并没点火。车马上回来，不点火怎么引火？不烧火水怎么开？水不开怎么炸鱼？我提醒：“大叔，拖拉机马上回来了，快点火吧。”
他仍不紧不慢地说：“还没声呢。”直到屯边传来拖拉机的马达声，他才用脚将苞米秸往炉膛里一顺。“呼隆”一声，炉膛里面的火熊熊燃烧。
此时，拖拉机刚好停在街门口。大家卸下鱼桶，将面条鱼倒进大水池子里，洗完之后装进大筐。不早不晚，锅里的水顿时沸腾起来，大叔的计算半秒不差。我问他：“苞米秸子为什么不点就着？”他说：“下午炸过鱼，炉膛里压的湿煤没灭，用张纸都能引着。锅里的水一直是热的，着火就开，提前点火浪费煤。”他年过半百，白天在地里干了一天活，晚上摸黑挣这十元钱。活干利索，我打开手电筒：“大叔，我送你回去。”他说：“我天天走这条路，闭眼睛也摸回家了。”转眼间，他被黑暗吞噬。我暗暗祈祷：愿上天保佑小西山和小西山人。
弟弟一早起来扫院子，把车倒到街上，到菜园里面走了一圈。他回到院子里，对着猪圈运筹帷幄，度过“一个地主的早晨”。土改时期因为阴差阳错，大部分小西山家庭被划为地富成份。如果按照过去的标准，好多户都得被化为地主成份。弟弟家雇了两个来自通辽、吉林的女人，除了到地里干活，回来帮弟媳洗衣服喂猪做饭。方老大两口子来自黑龙江，住在东院郝振东大爷家老房子里。方老大有修理柴油机的手艺，一时间成了香饽饽。他憨厚老实，只喝酒不吃菜，媳妇颇有些姿色。那年除夕夜，船主用重金引诱方老大到河口门子看船，溜进他家。从此后船主许多年没露面，有的说被方老大沉海，有的说命根子被他媳妇剪掉。
早饭后我出了后门，去后街看望董云华小叔。小叔没在家，小婶说：“你小叔去谢屯干瓦匠活去了。”她急匆匆地去别人家帮工扒苞米，一天一百元钱。
我去郝文章新家，大姐正往院子里涸猪圈里面粪水，直接淌到街上。老姑已经中风，脸贴在窗玻璃上，一动不动地往外面看。我进到屋里，老姑父拄着棍子，坐在东屋和我打招呼。我进了西屋，老姑一把拉住我，含混不清一遍遍问：“你上哪去了？”她用手比量身高，我以为让我到里屋去看孙子照片。
我掀开门帘进到里屋，郝文章正专心致志地习练毛笔字，我进来都不知道。和董太水家一样，炕上畦着地瓜芽子，地上桌子上铺着报纸，郝文章正在孤芳自赏。墨迹很淡，墨汁兑了水。这也是他的人生写照，自命不凡眼高手低。除了攻读政治经济学和写论文，他再没认真做过一件事，也和兑了水的墨汁一样，一直没能显山露水。他一转身，看见我站在身后，激动地倒了两大杯黄酒。
我们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他和过去不一样的是，对一切都报有批判精神，对谁都看不起。他说：“我的希望是炕上的地瓜芽子，年年从头培育。”他龙飞凤舞写了几个字，说：“你评价一下，我的字和董太水的字有什么不同。”
我说：“董太水的字幽婉灵秀缠绵，九曲回肠意犹未尽。你的字偏执古怪，突兀尖刻恣意妄为，字里行间回荡你辛辣的笑声。如果说书法是‘纸上的精神舞蹈’，你的舞蹈随意而怪异，董太水的舞蹈悲凉而苍劲。”他没反驳。
老姑和我有说不完的话，含混地说：“让你大哥带你到河口门子钓鱼。”她长的像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我在电视上一看见希拉里，就想起了老姑。
我和郝文章照样讨论人生的无常。他说：“不管你干什么，都得走我爹我妈这一步。”我顺着他话说：“生命进程对谁都一样，人一辈子得生七年病。你小时候条件比谁都好，现在，该是你回报父母的时候了。”老姑握住我的手，一边说一边哭。我不敢在她家待太久让她激动，陪她唠了一会儿嗑，告辞回去。
那天，我和弟弟赶集，一个卖黄瓜的老太太，她被层层叠叠皱纹包裹的两只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盯得我心惊肉跳。我问她：“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她说：“我认识你。”我说：“你是谁？”她说：“你好好想一想。”我想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女人，都没想起来，说：“你认错人了。”她说：“你叫董太锋，我不会认错。”我实在想不起来，说：“你告诉我，怎么认识的我。”
她这才显出一丝羞涩，捋了一下头发，遮掩秃秃的头顶，说：“我父亲叫王鸿年，这回你能想起来吧？”他是小小王美兰？她今年刚刚四十岁，怎么变成一个弱不禁风的老妪？我连连摇头，说：“我不相信，你不是小小王美兰。”她笑了，更显得苍老，说：“我就是小小王美兰，我知道你得好了，每年过年都为你烧香磕头祷告……”我刚要掏钱给她，小小王美兰佝偻着腰?着一筐黄瓜，如同一条受惊吓的鱼，悄然无声地消失在人群中。她先后死了三个男人，养了九个孩子，要过饭……回去之后，我如同当年晚上和郝文章到太君大哥家偷桃子，从墙头上掉下来，双腿插进攀附在苞米上的梅豆蔓里面，好长时间挣扎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