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个设定好程序的幽灵，在孤儿院进行着日复一日的游荡。
吃饭，睡觉，对着空床板进行“哲学的凝视”。
科尔夫人对我这额外的沉默艺术表示默许，大概觉得我只是在经历青少年特有的、名为“成长”的病毒感染。
其他孩子的吵闹声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名为“现实”的钢化玻璃，模糊而遥远。
我曾以为我能像个冷静的科学家一样，将汤姆归类为“高价值实验样本”或“潜在时空穿梭装置”。
但现在才发现，那根连接我们的线，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了血肉，而且还缠上了倒刺。
失去他，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宏伟且不靠谱的计划，更像是在我好不容易适应了的、这具身体的左边肋骨下，被硬生生挖走了一块。
空落落的，还有些漏风。
我试图写信，铺开稿纸，蘸满墨水，摆出所有大作家应有的悲壮姿态。
然后卡壳了。
“因弗内斯，某位医生，收养了一个叫汤姆·里德尔的男孩”——这地址听起来像个三流悬疑小说的开头，还是那种注定扑街的。
笔尖悬在半空，像个找不到家的傻鸟，最后只慷慨地在纸上留下了一团不断扩张的、丑陋的墨迹，一塌糊涂。
长假才刚刚开始，时间却仿佛得了便秘，每一分每一秒都挤在一种灰色的、无处可去的焦虑肠道里。
我回家的执念非但没消失，反而因为希望的突然死亡，变成了一根更加尖锐的刺，深深扎在心脏里，随着每次心跳提醒我它的存在——“嘿，傻了吧？回不去了吧？”
直到一个阴冷得连乌鸦都懒得出门的下午，我鬼使神差地再次走向后院那片被我私下命名为“绝望荒原”的地方。
寒风卷着枯叶，像一群找不到坟头的孤魂野鬼在打转。
我走到那块我们常坐的、如今冰凉得能当制冷剂的断墙边，脚下似乎踢到了什么玩意儿。
我低头，拨开那堆蔫了吧唧的枯草。
那是一小片蜕下的、带着暗沉花纹的蛇皮，干瘪，脆弱，像被命运随手扔掉的、写满谎言的包装纸。
纳吉尼的蜕皮。
它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无人能解的、来自北方的冰冷嘲讽。
我蹲下身，捡起那片蛇皮，它在指间发出细微的、仿佛随时会彻底碎裂的声响。
“好吧，”
我对自己说，“至少证明那小子没少吃……或者说，没少吓唬当地野生动物。”
……
一月的寒风，像一群拿着微型冰刀的小精灵，疯狂刮过圣奥莱夫学校的石板路，致力于给每一个路过的人免费去皮。
再次踏上这里，感觉像是上辈子的事情。
圣诞假期在伍氏孤儿院那片死寂的灰色里熬过，每一分钟都漫长得足够我写完一本《论无聊的起源与演化》。
那几封在绝望中寄出的信，完美诠释了“石沉大海”这个成语，连个水花都没给我溅起来。
希望？
那东西早在名为“因弗内斯”的迷雾里咽气了，尸体都凉透了。
新学期在一种“行尸走肉”的节奏中展开。
我完美履行着“埃德蒙·泰勒”这个角色的所有义务：上课，去图书馆扮演人形书架，在食堂面无表情地吞咽着那些味道永远是个谜的食物。
亚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常，但他的社交技能树显然没点“安慰”这一项，只是偶尔投来探究的一瞥，仿佛在观察一个罕见的、情绪低落的真菌品种。
我将所有纷乱的情绪，连同那件象征着“失败礼物”的深红色羊毛衫，一起打包塞进了行李箱最底层，试图对大脑进行强制格式化，清除那个名字。
又一个周末，我像完成一项系统强制发布的、奖励低得可怜的任务，踏上了返回伍氏孤儿院的电车。
心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连扔块石头都激不起涟漪。
推开那扇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散架的铁门，穿过昏暗得能拍恐怖片的走廊，我甚至懒得先去应付科尔夫人，目标明确地直奔那间熟悉的房间。
就在这死水般的日常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阴冷得让人想骂娘的午后，我正蜷在房间里，试图用那本《不列颠鸟类图鉴》里色彩斑斓的鸟儿们来给我的精神世界进行一下“色彩疗法”——效果约等于用一杯水去救森林大火——楼下传来一阵不寻常的骚动。
有陌生的、带着明显不耐烦的说话声，以及科尔夫人那调门高了八度、充满了“我就知道会这样”的抱怨声。
“又来了，”
我心想，“不是来检查卫生，就是又来哪个慈善家进行‘触及灵魂’的参观了。”
我本不想理会，但那声音像魔音灌耳，隐约夹杂着“……不合适……行为异常……危险的生物……”之类的关键词。
一种莫名的预感，像一条冰冷的、黏腻的蛇，顺着我的脊椎骨缓缓爬了上来。
我放下书，走到门边，像个蹩脚的间谍，轻轻拉开一条门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