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院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重。
自那场不堪回首的兔子事件后，比利就像被抽走了魂，眼神空洞得像破败教堂的彩窗玻璃。
偶尔与汤姆视线相触，他会像受惊的兔子——哦，这个比喻此刻真是糟糕透顶——猛地瑟缩一下。
其他孩子更是绕着汤姆走，仿佛他周身笼罩着一圈无形的、带着刺骨寒意的屏障。
只有我，还留在这屏障之内，像个自愿坚守阵地的士兵，虽然这阵地随时可能把自己也冻伤。
汤姆变得异常安静，甚至可称得上“温顺”。
他更紧地跟随着我，几乎到了寸步不离的地步。
但我能感觉到，那并非纯粹的依赖，而是一种……审视，一种近乎偏执的确认，确认我还没有因为那只倒霉的兔子而将他推开，确认我依然是他唯一可以锚定自身存在的浮木。
这种密不透风的依附感，简直让我窒息。
再这样下去，不等我找到回家的路，恐怕先要被这沉重的羁绊拖进心理学科的教科书里，成为又一个经典案例了。
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必须为自己争取一点空间，一点喘息的机会。
契机很快就到了，我十一岁了。
在当时的英国，这意味着初等教育的结束，也是人生第一次分流的开始。
对于伍氏孤儿院的孩子来说，大多数人的命运是离开学校，进入工厂或成为仆役，重复他们父辈贫穷而麻木的一生。
但有一条狭窄的缝隙，是为极少数人留下的——“11+”（Eleven-Plus）奖学金考试。这是国家为选拔平民子弟进入注重学术的文法学校而设的免费学额考试，是底层孩子能抓住的、几乎唯一的向上攀登的绳索——虽然这绳索细得可怜，还满是毛刺。
科尔夫人例行公事地在餐桌上宣布了这个消息，语气平淡得像在说明天的天气，不抱任何希望。
她看向我们的眼神，仿佛在看一群即将被分发到各处做工的货物。
对大多数孤儿院的孩子而言，这不过是走个过场，他们的未来早已被注定在工厂或仆役的阴影下。
但我看到，汤姆握着勺子的手猛地收紧，指节泛白。
他抬起头，黑眼睛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望向我，那里面翻涌着一种近乎凶狠的恐慌，仿佛我下一刻就会凭空消失。
当晚，房间里煤油灯的光晕将我们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晃动不安，像我们此刻的心绪。
“你要去。”他不是在询问，而是在陈述一个让他恐惧的事实，声音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
“我需要去试试。”
我没有否认，目光落在面前一本摊开的、满是批注的旧代数书上。
这是我通过各种渠道能弄到的、为数不多的参考资料，其珍贵程度堪比中世纪手抄本。
“为什么？”
他追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他自己可能都未察觉的颤抖，“在这里，我可以……”
“在这里不够，汤姆。”
我打断他，抬起头，迎上他那双在昏暗光线下显得格外幽深的眼睛，“外面的世界有更多的知识，更多的……可能性。那对我很重要。”
我没有提及“回家”，但那是我所有行动的唯一驱动力。
毕竟，对一个孩子解释异世界穿越，其难度不亚于教一条火龙跳芭蕾。
他死死地盯着我，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不再说话。
但从那天起，他那种无声的、黏着的监视达到了顶峰。
我复习功课时，他能在我身后安静地坐上一个下午，目光像冰冷的蛛网，缠绕在我的背脊上。
我感觉自己像个正在准备越狱的囚犯，而狱警就寸步不离地守在旁边，还用一种“我知道你想干什么”的眼神盯着你。
考试的日子终于到了。
考点设在一所看起来颇为气派的公立学校里，光洁的地板，明亮的窗户，与伍氏孤儿院的破败恍如两个世界。
与我同来的几个孩子局促不安地搓着手，眼神怯懦。
只有我，内心一片近乎冷酷的平静。
毕竟，让一个研究生去做小学题目，如果还紧张，那才真是笑话。
考场里，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如同密集的雨点。
试卷发下来，英语，数学。题目果然简单。
尤其是那篇命题作文——《论知识如何塑造未来》。
我看着这个题目，几乎要嗤笑出声。
对于一个来自信息时代、灵魂里刻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人而言，这个题目简直像为我敞开的作弊通道。
我没有写那些空泛的赞美诗，而是以极其冷静、甚至略带锋利的笔触，论述了系统化的知识如何能打破“靠天吃饭”的宿命，如何能提升土地承载力，进而影响一个国家乃至文明的命运。
我甚至隐晦地提及，缺乏知识引导的盲目力量，可能带来的破坏性——这大概算是我对身边某位潜在危险人物，一次隔空且无人能懂的委婉劝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