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记忆在说话
他们说我杀了三个人，证据确凿。
在法庭上，我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却无法解释关键证据。
被判无期徒刑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是否真实。
直到有一天，我的辩护律师悄悄告诉我：
“别再说你是无辜的了，你根本不记得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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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的触感先从指尖开始，然后像藤蔓一样悄无声息地爬满了小臂，最终将那对沉重的钢镯“咔哒”一声，锁死在我的手腕上。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旧纸张和一种更深沉、更无望的，属于绝望的气味。他们说我杀了三个人。
检察官的声音在法庭高耸的穹顶下回荡，字句清晰，逻辑严密，像一把精准解剖尸体的手术刀。证据确凿。凶器，一柄沾染着唯一一组清晰指纹的猎刀，是从我郊外小屋壁炉的暗格里起获的；我的衣物纤维，出现在两名受害者的指甲缝里，像是无声的攀扯与控诉；而最致命的，是遍布第三位受害者——那位名叫莉莉安的年轻女人——公寓客厅各处的，我的脚印。监控甚至拍到了一个穿着我常穿的那件深色连帽衫、身形与我酷似的男人，在推断的案发时间前后，步履匆匆地离开了那栋公寓楼。
一幅由物证编织的、密不透风的网，将我牢牢缚在被告席上。
“我没有。”每一次庭审，当法官望向我时，我都只能吐出这三个字。声音干涩，像砂纸摩擦着生锈的铁管。“我是无辜的。”我重复着，试图在那一片指向我的、冰冷的物证汪洋中，抓住一根名为“真相”的浮木。
可是，当检察官冷静地询问我，案发当晚，我在哪里，在做什么时，我的大脑总是一片空白。不是那种因为紧张或恐惧导致的瞬间空白，而是一种更彻底、更令人心悸的空洞。就像有人用一块巨大的、湿冷的黑布，严丝合缝地覆盖了那段时间的所有记忆。我只能嗫嚅着，说我不记得了，或许是喝醉了，或许是在家睡觉。
旁听席上传来压抑的嗤笑声，陪审团员们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连我的辩护律师，那位总是皱着眉头、鼻尖沁着汗珠的周律师，也几不可察地叹了口气。无法解释关键证据，我的辩解苍白得如同溺水者的最后一口呼吸，迅速消散在法庭凝滞的空气里。
判决来得毫无悬念。无期徒刑。
法槌落下的声音，并不像电影里那样惊天动地，它只是沉闷地一响，像一块巨石投入深不见底的古井，然后，一切喧嚣、争辩、希望，都随之沉没了。我被法警架起来，拖离被告席。身后，是受害者家属压抑的、终于得到宣泄的痛哭，还有记者们相机快门连绵不绝的“咔嚓”声，像一群嗜血的飞虫。
监狱的生活，是由钢铁、水泥和严格到刻板的作息时间表构成的。每一天都在重复前一天，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流动的意义，凝固成一块坚硬的、灰色的固体。我被编号取代了名字，穿着统一的囚服，混在一群真正犯下各种罪行的人中间。最初的日子，愤怒和不甘像野火一样灼烧着我的内脏。我一遍遍在脑海里回放那几天的经历，试图从一片混沌中揪出一点线索，一点能证明我清白的蛛丝马迹。
但每一次，记忆总在那关键的一夜前戛然而止，像断崖。我开始失眠，在深夜，听着同监舍其他囚犯沉重的鼾声和梦呓，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永远散发着昏黄光线的防爆灯，直到眼睛酸涩。愤怒渐渐燃尽，留下的是冰冷的灰烬，和一种缓慢滋生的、粘稠的怀疑。
或许……他们是对的？
或许我真的做了？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某个时刻，在我那片空白的记忆背后，隐藏着一个连我自己都无法面对的、狰狞的“我”？这个念头初现时，让我惊骇得几乎呕吐。但日复一日，在这座吞噬希望的水泥巨兽腹中，它像藤壶一样，牢牢附着在我的意识里，并且不断生长。我开始审视自己过往的人生，那些微不足道的谎言，那些被压抑的瞬间的恶意，那些在极端压力下可能滋生的黑暗……它们是否就是那场血腥事件的伏笔？我，是不是一个连自己都能欺骗过去的、潜藏的怪物？
自我怀疑是世界上最锋利的锉刀，它一点一点，磨去了我所有的棱角，也磨去了我坚持“无辜”的底气。我变得沉默，顺从，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按照监狱设定的程序行走、吃饭、劳作。不再申诉，不再争辩。偶尔，在放风时，我会抬头看那片被铁丝网切割成无数小块的天空，觉得那个声称自己无辜的陈默，已经和外面的世界一样，离我无比遥远了。
直到那天下午。
我被狱警带到会见室。周律师已经等在那里了。几个月不见，他看上去憔悴了些，眼下的乌青很重，但那双总是透着疲惫和公式化神情的眼睛里，此刻却闪烁着一丝不同寻常的、复杂的光芒。有探究，有谨慎，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