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七年（公元268年）夏，南中之地在海疆砥柱与故土情深两大方略的并行推进下，步入了一个内外兼修、蓄势待发的关键阶段。内政上三郡仓廪渐实，学宫人才初显，军备日益精良；对外，北线固守，海路渐通，且通过“文心北渡”之策，与巴蜀故地的精神联系在隐秘而坚韧地维系着。然而一个日益凸显的瓶颈制约着这个政权的进一步发展：人才，尤其是兼具忠诚、才干与开拓视野的新生代人才，严重匮乏。朝廷核心重臣如诸葛瞻、霍弋、郤正等虽能力卓着，然皆已年近或年过四旬，且多长于军事、内政或经学，对于新兴的海务、商贸、夷情等复杂领域，往往力有不逮。而南中本地培养的士子，虽忠诚可嘉，但阅历尚浅，视野多局限于一方。能否打破这一瓶颈，广纳贤才，尤其是吸引那些对晋室统治心存不满、心怀故国、且具备特殊才能的北方才俊南来投效，成为关乎南汉政权能否保持活力、实现长远发展的重中之重。
这一日，永昌不韦城兴汉学宫内，正举行一场非同寻常的策论大考。与以往考核经义文章不同，此次考题由卫将军诸葛瞻亲自拟定，颇为务实甚至“新奇”：“论海盐之利与边贸之防”、“析哀牢夷俗与教化之方”、“拟设市舶司条陈”。应考者除学宫常规培养的士子外，更有十余名面容陌生、气质各异的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或衣着尚带北地风尘，或言谈间有蜀中口音，或眉宇间透着商贾精明，甚至有一两人身着简朴夷装。这些人便是近半年来，通过各种渠道，历经艰险，从晋朝控制区辗转投奔南中的“南来才俊”。
考官席上，北地王刘谌罕见地亲临观考，卫将军诸葛瞻、秘书令郤正、安南将军霍弋等重臣悉数在列，气氛庄重。刘谌看着台下这些充满朝气又略带忐忑的面孔，眼中既有期许，亦有审慎。他低声对身旁的诸葛瞻道：“卫将军，此辈皆乃慕义来归，勇气可嘉。然其心性才具，是否真堪大用？需严加甄别，量才而用。” 诸葛瞻颔首：“殿下放心，瞻已令北地司详加核查其背景。今日之考，便是试其真才实学。”
策论考试持续了整整一日。期间，诸葛瞻等人仔细观察着每位应试者的表现。有人下笔千言，对海贸管理颇有见地；有人对夷情分析透彻，提出“因俗而治，渐导以礼”的方略；亦有人面对陌生考题，抓耳挠腮，显露窘态。
考试结束后，诸葛瞻与郤正、霍弋连夜阅卷，并与北地司郎中张瑛提供的背景核查资料相互印证，仔细甄选。他们发现，这批南来才俊背景复杂，动机各异：
其中有如费承，出身蜀汉旧臣家族，颇有文名，因不满晋吏打压蜀中士人，且感念汉恩，携家眷南来，其策论文章锦绣，然多引经据典，略显空泛。
有如李敢，原荆州江陵商贾之子，家族因不愿与东吴权贵勾结而受排挤，其人精于算计，对货殖、物流有独到见解，策论中提出的“官营船队与民间商队互补”之策，令诸葛瞻眼前一亮，然其商人背景，需防其唯利是图。
更有特殊者如阿朵，乃牂柯郡南部哀牢山夷部大头人之子，曾随父至楪榆贸易，仰慕汉家文化，主动请求入永昌学宫学习，其策论虽文辞粗朴，然对夷汉纠纷根源、山林物产利用的分析，鞭辟入里，展现了难得的务实与远见。
然而北地司的核查也发现隐患：一名自称来自巴郡的士子黄胜，背景存在疑点，其所述经历与北地司掌握的当地情况有出入，虽策论尚可，但动机可疑；另一名来自东吴豫章的工匠郑舟，号称擅长造船，然其技艺是否属实，是否东吴细作，亦需警惕。
面对这批良莠不齐、背景各异的投奔者，朝中态度出现了分歧。光禄大夫谯周及部分保守官员持谨慎甚至排斥态度，谯周在次日的朝会上直言：“殿下，此等北来之人，鱼龙混杂。或为失意文人，或为逐利商贾，甚或有夷狄之辈。彼等背井离乡，其心难测。若轻易授以高位，恐非但我朝机密泄露，更易引狼入室，扰乱我南中淳朴之风。老臣以为，当从严考核，多数安置闲职，徐徐观之，切不可骤加重用。”
安南将军霍弋则从实用角度出发：“谯大夫所虑不无道理。然我朝现今确需通晓海事、夷情、商贸之才。若因其出身而一概弃之，岂非自缚手脚？如李敢之流，虽为商贾，然其才或可用于市舶；阿朵之辈，熟知夷情，于安抚牂柯大有裨益。当用其长，而防其短。”
秘书令郤正则倾向于文化认同：“费承等士人，慕汉室正统而来，其心可嘉。当厚待之，置于学宫、秘书监，以彰我朝重文揽才之德，亦可吸引更多北地士子。”
决策的重担，再次落在了诸葛瞻肩上。他深知如何对待这批南来才俊，不仅关乎眼前的人才缺口，更关乎南汉政权的形象与未来吸引力。他综合各方意见，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量才授职、固本防奸”的用人方略，奏请刘谌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