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年，冬。
凛冽的北风，卷挟着来自秦岭的寒意，吹拂过成都平原。益州的冬天，虽不及中原酷寒，却也自有一种湿冷的萧瑟。刘璋的州牧府内，炭火熊熊，却似乎驱不散弥漫在高层之间的某种怠惰与暮气。流言蜚语依旧在市井坊间飘荡，东州兵与本土士族的摩擦时有发生，边郡偶尔传来南蛮不稳或张鲁部曲越境劫掠的消息，这一切都让这座“锦官城”在表面的繁华下，透着一股隐隐的不安。
然而，在这片看似凝滞的政治泥潭深处，一股新的、细小的、却充满活力的潜流，正悄然滋生，并开始向着东方——荆州的方向，缓慢而坚定地渗透。这股潜流的源头，正是赵云通过糜竺、糜忠等人精心播撒的种子，在张松、法正这两位“园丁”的暗中浇灌与引导下，开始破土发芽。
张松、法正，这两位在刘璋麾下郁郁不得志的才智之士，在得到赵云明确的承诺与支持后，心态与行动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是抱怨与观望，而是开始有意识、有策略地利用自己的身份与人脉，为赵云“暗度陈仓”的大计，在益州内部进行更深层次的渗透与布局。他们的目标，不再局限于上层失意者或地方实力派，而是扩展到了那些在益州官僚体系中下层，同样怀才不遇、对现状不满、渴望改变，却又尚未完全死心或尚未找到出路的青年才俊、干练官吏。
这批人，官职或许不高，权力或许不大，但他们身处具体的政务、军务执行层面，熟悉地方实情，拥有实际办事能力，是维持一个政权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争取到他们，不仅能更深入地了解益州内部的真实情况，更能为将来可能的“变天”，预先储备一批熟悉本地事务、可用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东向”心思，本身就是益州统治基础松动、人心思变的最直接信号。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此时在益州任成都县令（一说为郡吏，此处已殊处理）。他“有才干，以豪强称”，能力出众，但性格刚直，不善逢迎，在讲究门第、关系的益州官场，混得并不如意，与那些靠阿谀上位的东州兵将领或本地豪族出身的官员格格不入。他对刘璋的暗弱与州政的混乱深感失望，却又苦于没有更好的出路。
这一日，李严处理完一桩颇为棘手的民间田产纠纷，心中烦闷，独自来到城南一处较为清静的茶楼“听雨轩”散心。刚在雅间坐下不久，便有一位青衣文士敲门而入，自称是“游学士子”，见李县令气度不凡，特来请教蜀中风物。
李严起初不以为意，敷衍几句。但那文士谈吐不俗，对时政民生竟也有独到见解，言语间对益州“人才沉沦”、“政令不行”的现状，流露出与李严相似的感慨。李严心中微动，便多聊了几句。文士自称姓邓，名闲，荆州人士。
“原来是邓先生。”李严心中一动，想起近来隐约听闻的一些传言，关于荆州镇北将军赵云如何求贤若渴，如何不问出身、唯才是举，不禁试探道，“荆州人才济济，更有赵子龙将军这般英雄，先生何必远来益州这僻陋之地？”
邓闲（正是糜竺商队中的那位“账房先生”，受法正之托，秘密接触目标人物）微微一笑，压低声音道：“不瞒李县令，闲游学是假，访友亦是真。益州岂是僻陋之地？实乃天府之国，卧虎藏龙。只是……明珠蒙尘，良骥伏枥，令人扼腕。譬如李县令这般干才，屈居一县，处理些鸡毛蒜皮，岂非大材小用？”
李严面色微变，沉声道：“邓先生何出此言？严才疏学浅，尽职而已。”
邓闲不以为忤，继续道：“县令过谦了。法孝直先生（法正）曾对闲言，成都李正方，有宰辅之才，惜乎……刘季玉不能用耳。”
听到法正的名字，李严心中又是一震。法正虽然官职不高，但其才学名气，在成都一部分有识之士中颇有口碑，李严对他也颇为佩服。他警惕地看了看四周，低声道：“邓先生与法孝直相熟？”
“略有所教。”邓闲坦然道，“孝直先生尝言，当今乱世，非有雄主不能定天下。刘景升守户之犬，刘季玉……唉。放眼海内，能聚英才、成大事者，北有曹公（此乃虚言，试探），然其性多疑，且……名分有亏。东有孙氏，然偏安一隅。唯荆襄赵子龙将军，崛起于草莽，却能连克强敌，开府建制，其用人不拘一格，待士以诚。其志，恐非仅限荆襄。孝直先生，已心有所属。”
这番话，信息量巨大！不仅点明了法正对赵云的态度，更隐隐暗示了赵云“非池中之物”的志向。李严心中波涛汹涌，他本就不是愚忠之人，对刘璋早已失望，只是苦于没有更好的选择。如今，一条看似更加光明、更能施展抱负的道路，似乎隐约出现在了眼前。
“邓先生今日之言……”李严声音干涩。
“今日之言，出我之口，入君之耳。”邓闲神色郑重，“赵将军求贤若渴，尤其看重如李县令这般熟知益州内情、有实干之才的俊杰。将军尝言，‘取天下易，治天下难。未来若得西川，非有本地贤才辅佐不可’。若李县令有心，他日风云际会，未必不能一展平生所学，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强过在此蹉跎岁月，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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