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起的时候，林夏正把已经凉透的拿铁倒进手边的绿植盆里。
陈导发来的不是照片，而是一份手动输入的文字记录，文件名很简单：《五年级二班-10:15am》。
林夏点开文档，光标在第一行停住。
那个叫陆小小的女孩——前东家CEO的掌上明珠，在全班都在低头计算“爸爸的工时”时，突然举起了手。
速记员在括号里特意标注了环境音：（椅子拖拽声，随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老师，”文字虽然是黑白的，但林夏脑海里能补出那个女孩颤抖却执拗的童音，“如果题目里的这个爸爸是我爸，那他是坏人吗？”
文档记录显示，那一刻教室里连翻书的声音都消失了。
那位年轻的数学老师没有像常规操作那样喝止，也没有用“这只是题目”来搪塞。
她反问了一句：“你们觉得，一个人为了保住工作拼命加班，错了吗？”
随后的二十分钟，原本的数学课变成了伦理辩论场。
有人说：“没错，我爸说不加班就没钱给我买乐高。”
有人反驳：“可是他抢了别人的工作，还让别人的爸爸没法回家。”
林夏的手指轻轻滑过屏幕，视线落在最后一行。
辩论没有结束，铃声响了。
“发吧。”林夏对陈导说，声音里听不出情绪起伏，“把敏感信息脱敏，投稿给《中国教育报》的读者来信栏目。标题就叫——《一道数学题引发的道德追问》。”
第二天清晨，报纸出街。
没有买热搜，没有雇水军。
仅仅是因为这封信戳中了那个最痛的脓包，它像是长了脚一样，在各个家长群里疯传。
“疯了，真是疯了。”阿哲一边往嘴里塞着肉松饼，一边盯着后台那条呈指数级上升的曲线，“刚才有十几所学校的教务处在搜‘职场伦理班会’的教案。他们急了，怕学生问倒老师。”
他顺手敲下回车键。
屏幕上弹出一个绿色的进度条——“教案生成器”上线。
这是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工具：只要输入企业名称，系统就会自动抓取公开财报中的员工离职率、加班时长和ESG评级，然后生成一套跨学科的“教学包”。
语文课是《请以“离职率”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数学课是计算“无偿加班对时薪的稀释比例”；
道德与法治课则是辨析“企业利润与员工健康的优先级”。
“上海有个胆子大的老师已经在用了。”阿哲把一段视频投屏到白墙上。
视频里，一群小学生正像模像样地辩论“裁员是否代表正义”。
那个视频左上角的角标显示，观看人数已经突破了三百万。
十分钟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被问及此事，淡淡回了一句：“鼓励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阿哲把最后一块肉松饼咽下去，含混不清地嘟囔：“这算不算是奉旨造反？”
门被推开，顾沉舟走了进来。
他身上带着深秋的一股寒气，手里拎着那个标志性的公文包，看起来有些疲惫，但眼神亮得吓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会开完了？”林夏递给他一杯温水。
顾沉舟扯松了领带，一口气喝干了半杯水，才从包里掏出一个U盘扔在桌上：“那帮老顽固，还在那儿说什么‘过分强调员工权益会削弱国际竞争力’。我没跟他们吵，直接把投影仪打开了。”
U盘里的PPT很简单，核心只有一张图表：使用“亲子职场对照表”筛选出的这一百家企业，凡是员工稳定性提高10%的，客户满意度那条线就像是绑了火箭，同步拉升了9.3个百分点。
“我告诉他们，压榨不是效率，那是把未来的利润提前透支到现在。”顾沉舟推了推眼镜，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散会还没三小时，这PPT已经传遍了财经圈。刚才至少有四个基金经理发微信问我要原始数据。”
办公室里的气氛难得的松弛下来。
角落里的李曼却一直没说话。
她戴着耳机，盯着屏幕上的一串ID发呆。
“怎么了？”林夏走过去，手搭在她的椅背上。
“有个初中生，连续七天凌晨三点上线。”李曼摘下耳机，声音有些哑，“他在反复看那个‘母亲被裁员’的新闻存档。系统判定他是高风险用户。”
林夏看着屏幕上那个孤零零的头像。
“我启动了‘成长型共情干预’。”李曼指了指后台的操作记录，“没给他灌鸡汤，就推了三段音频。一段是刚失业的妈妈在厨房哼歌，一段是重返职场的中年阿姨在开会，还有一段是一个创业成功的前高管在讲笑话。每一段最后都有一句话——‘我不是你担心的样子了’。”
就在刚才，那个头像亮了。
那个孩子更新了第一条动态：“我妈昨晚笑了，她说有人给她发了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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