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外的开山炮声，如同沉闷的战鼓，昼夜不息地传到大极殿。殿内，气氛比殿外更加凝重。李世民端坐御阶之上，下方，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李靖、马周、王玄策等核心重臣，以及被特许参与机要的诸子百家代表人物济济一堂。议题只有一个：如何治理一个即将因铁路贯通而前所未有庞大的帝国？
“诸卿！”李世民的声音压过了远方的隐隐轰鸣，“北疆战报频传，秦杨将军已布下天罗地网。我大唐王师决胜之时不远！然，打天下易，治天下难！更何况，是一个疆域可能远超汉武、直通西域乃至更远的大唐！”
他目光扫过众人：“秦族之铁路，非仅为便利交通，实乃重塑天下格局之神器！铁路所至，王权所及！然，疆域万里，族群众多，若仍以旧法治理，必是尾大不掉，重现周室分崩之覆辙！今日，必须议出个章程来！”
房玄龄率先出列，神色肃穆：“陛下，臣与克明连日推演，以为首要在于‘定制’与‘分权’。可效仿秦之郡县，然需变通。于核心腹地及战略要冲，行‘流官制’，由朝廷直接派遣官吏，严格执行唐律，推行教化，丈量田亩，征收赋税，此为根本。”
杜如晦接口道：“然，于新附之偏远之地，族情复杂之地，或可暂行‘羁縻’之策。册封当地素有威望者为都督、刺史，许其世袭，但必须接受朝廷册封，奉大唐正朔，遣子入朝学习，缴纳定额贡赋。同时，朝廷派长史、司马等官加以监督、教化，渐行汉法，徐徐图之。”
一位儒家老臣立刻反驳：“房相、杜相之策，虽是老成谋国，然‘羁縇’之策，古已有之，然羁縻日久，易生割据之心！如汉之州牧，唐之节度，前车之鉴不远！岂可重蹈覆辙？”
法家代表立刻出列，言辞犀利：“臣以为，当行‘法治天下’！无论华夷，普行唐律！设提刑按察使，巡回各道，严惩不法！同时，推行‘保甲连坐’，使民互相监察，奸宄无所遁形！唯有严刑峻法，方能震慑四方，使新附之民知朝廷威严！”
“荒谬！”一位墨家学者反驳，“严刑酷法，徒增怨恨！当以‘兼爱非利’为本！朝廷当广派工匠，传授先进农具、织机之法，助其富裕；兴修水利、道路，改善民生；开设医馆，救治疾病。使其得其实惠，自然心向大唐！此所谓‘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兵家代表李靖沉声道：“军事镇慑不可或缺！于战略要地设都护府，驻守精兵，控制交通线。同时，推行‘府兵制’于边疆，招募当地健儿为兵，给予田宅，平时为民，战时为兵，既解决兵源，亦可将我大唐军威、律法、习俗渗透其间。”
马周此时出列，他年轻气盛，思路开阔：“陛下，诸公！下官以为，旧制皆有局限！为何不能创立新制？譬如，设立‘大唐皇家铁路总公司’，专司铁路修建、运营、护卫！此公司非官非民，直隶陛下，可招募各族青壮为员工，授以技艺，给以优饷，令其沿铁路线定居。铁路线即为控制线，铁路员工及其家眷，便是帝国最忠诚的基石！再如，设立‘大唐开发银行’，向愿意内迁之民、愿意采用新法之部落提供低息贷款，助其安家生产，以经济纽带强化政治归属！”
王玄策也补充道：“马周之言有理！臣出使西域，深知商路之重。可设‘市舶司’、‘互市场’，规范贸易，征收商税。同时，鼓励大唐商贾前往各地经营，朝廷可提供保护甚至武装护卫。商贾所至，不仅带去货物，更带去我大唐之语言、文字、度量衡乃至生活方式！此乃无形之教化！”
长孙无忌眉头紧锁，提出关键问题：“马周、玄策之议，颇有新意。然，钱从何来？修路、驻军、移民、兴学、贷款……皆需海量钱粮！如今国库虽因商税日渐充盈，然支撑如此庞大计划，恐力有未逮！”
户部尚书戴胄立刻出列，面带忧色：“长孙司徒所言极是！陛下，如今北疆战事、龙首原各项工程、各地官道水利修缮，已耗资巨万！若再行马、王二位之策，国库……恐难以为继啊！”
此时，一直沉默的农家代表一系的人开口道：“开源节流，首在开源！龙首原新稻种、土豆、红薯，若能推广至新附之地，亩产倍增，人口必增，税基自然扩大！再者，秦族有探矿之法，若能组织勘探队，于各地寻找矿藏（如石油、煤炭、金银铜铁），朝廷专营，亦是一大财源！”
工家代表（机关张理念）的人也说：“技术亦可节流！如秦族水泥，修路筑城，速倍而费省！如能大规模制造，成本还可再降！将来铁路若成，物资转运效率提升，损耗大减，亦是节流！”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核心矛盾集中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平衡、华夷之辨与民族融合、军事镇慑与经济文化渗透、理想蓝图与财政现实。
李世民默默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御案上划动。他知道，这不是一次朝会能解决的。这需要一套全新的、能够驾驭一个超大帝国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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