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很安静，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李慧琴的病床上。李慧琴醒着，靠在枕头上，看见月英，嘴角牵起一抹笑：“你咋来了？还带着孩子。”
“听说你出事了，过来看看。”月英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拉着李慧琴的手，她的手还是有点凉，“疼不疼？以后别那么冲了，遇到不讲理的，就让一步，咱别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
李慧琴哼了一声，可眼里却有点红：“我没错，他没买票还骂人，我凭啥让着他？要是这次让了，下次他还得欺负别人。”顿了顿，她又说：“多亏了二姐，累坏她了，晚上都没睡好。”
俊英坐在旁边，笑着说：“跟我还客气啥？你好好养伤就行。”
冬冬站在床边，小手抓着床沿，小声说：“舅妈，你快点好起来，我还等着听你说大汽车上的事呢。”
李慧琴笑了，伸出没受伤的手，摸了摸冬冬的头：“好，舅妈快点好，好了就给你讲更多车上的事，还带你去看大汽车。”
冬冬点点头，把手里的布娃娃放在李慧琴的枕头边：“舅妈，这个给你，抱着它就不疼了。”
小军也凑过来，小声说：“嫂子，你好好养着，别担心家里还有我呢。”
李慧琴看着冬冬，又看了看俊英和月英，心里突然暖烘烘的。
李慧琴之前因为西屋的事憋在心里的气，好像一下子就散了。她想起张义芝平时给她留的粥，想起小季信里的安慰，想起火车上帮她的乘客，想起医院里忙碌的医生护士，原来不管遇到啥难事，身边总有这么多人陪着。
阳光越发明亮，落在李慧琴的脸上，也落在月英的手上。月英看着李慧琴苍白却倔强的脸，心里突然觉得，不管日子过得多难，身边有这些人陪着，就挺好。
屋檐下的日子，就像这病房里的阳光，有时会被乌云挡住，会有风雪，会有磕碰，可总有亮起来的时候，总有暖到心里的时候。
李慧琴攥了攥月英的手，轻声说：“大姐，等我好了，咱们回家里吃饭，我给你们做我最拿手的红烧肉。”
俊英和月英都笑了，病房里的空气，好像也跟着暖了起来。
77年的春风比往年来得更急些。北方的冻土尚未完全消融，盘锦垦区残存的积雪，在料峭春风中，执拗地不肯离去。
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解冻已然开始，平反的浪潮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向这个偏远的东北小镇。
冻土刚开化，泥泞里混着枯草，却挡不住人们脚下的轻快。
街面上的宣传栏换了新内容，“平反冤假错案”几个红漆大字，被风吹得裂了边角，仍像一团火，烧在每个揣着委屈的人心里。
夜幕深沉，星星零落地悬在天际。德麟就着大队部昏黄的灯光，铺开信纸，笔尖在粗糙的纸面上沙沙作响。
他的眉头紧锁，仿佛要将过往岁月里积压的所有沉重，都凝聚在这方寸之间。表哥韩庆年的死在他心头萦绕了太久，久到几乎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他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韩庆年，是在那个寒风凛冽的批斗会上。
远远的，隔着长长的南大街，韩庆年站在十字路口停着的大解放汽车上，被反剪双手，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可他的脊梁挺得笔直，眼神里有一种不肯屈服的光。
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映在糊着旧报纸的墙上。报纸上还留着“批林批孔”的标题，被他用指甲划得一道一道。
手里的钢笔没水了，他拧开笔帽，对着灯芯哈了口气，又在墨水瓶里蘸了蘸，纸页上立刻落下工整的字迹：“关于韩庆年同志冤案的申诉材料”。
“韩庆年同志，原盘锦垦区坨子里大队书记，盘山农场场长，党员，1968年被错划为走资派，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同年秋在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
他仿佛听见十年前批斗场上的高音喇叭：“打倒走资派韩庆年！”
德麟把钢笔攥得咯吱响，墨水已经见了底，他就用牙咬开墨水瓶口，舌尖尝到一股铁锈味。那味道让他想起韩庆年被押走时，后衣领上渗出的血。
德麟一字一句地写着，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记忆深处挖出的带血的碎片。这份材料不仅仅是一纸申诉，更是一个灵魂对公正的最后呐喊。
他已经记不清楚，写了多少份这样的材料。也记不清楚投递了多少个部门，可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捞一个能还给韩庆年清白的机会。
窗外的风呜咽着，德麟停下笔，揉了揉酸涩的眼睛。他起身从抽屉深处翻出一个铁盒，里面珍藏着几张泛黄的照片。
最上面那张是1967年夏天拍的，韩庆年穿着白衬衫，站在盘山农场场部的门口，笑得温润而宽厚。
那时的他们，都还相信未来会是一片光明。
窗外的鸡叫了头遍，德麟揉了揉发酸的肩膀，指尖触到纸页上“韩庆年”三个字，眼眶突然发潮。
他想起小的时候去坨子里的老姑家，韩庆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学生服，蹲在院子里，用柳树枝教他写毛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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