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商店是盘山农场唯一的国营商店，商店最显眼的柜台，就是卖像章的柜台。柜台前的人潮，如同涨潮的海水，一波接一波。
刚过完年，像章又推出了新版本。工农兵商店的采购员第一时间拿到了分配票。新像章进店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满怀深切的热情。一大早就挤在了柜台前。
有穿着崭新工装、脸上洋溢着自豪的青年工人；有裹着厚厚棉袄、袖着手的老农，眼神里充满敬畏；有带着红领巾、挤在人群缝隙里探头探脑的学生；也有抱着孩子、神情急切的妇女。
此起彼伏的交谈声、询问声、催促声嗡嗡作响，汇成一片充满时代热情的交响。
硬币、纸币与玻璃柜台相碰发出的清脆“叮当”声，如同这交响乐中最悦耳的打击音符，不绝于耳。
就在这片汹涌人潮的中心焦点处，俊英正忙碌着。
她换下了昨天的列宁装，穿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却浆得笔挺、没有一丝褶皱的蓝色粗布工装，乌黑油亮的长辫子依旧垂在肩头，随着她利落的动作轻轻晃动。
她微微踮着脚尖，身体前倾，正小心翼翼地将一枚崭新的、边缘闪着金光的铝制像章，郑重地递到一位头戴旧毡帽、满脸沟壑的老汉手中。
老汉粗糙的手指颤抖着接过，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难以言喻的光彩，嘴里不住地念叨着：“好，好！毛主席万岁！”
俊英的嘴角始终噙着一抹笑意。那不是职业化的敷衍，而是发自内心的、带着理解和尊重的温柔笑意。
这笑容，在冬日清晨清冷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温暖，比透过高窗斜射进来的阳光还要和煦动人。
几缕阳光恰好落在她的侧脸上，为她柔和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朦胧的金边。
柜台前拥挤的人群里，不少年轻小伙子的目光都悄悄追随着她忙碌的身影，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倾慕。
与这边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隔壁卖搪瓷脸盆、痰盂和暖水瓶的柜台。
几个印着大红双喜字或者工农兵图案的搪瓷盆，孤零零、冷清清地躺在木头架子上，表面的釉彩在相对黯淡的光线下，显得有些无精打采，映照出店员百无聊赖的脸。
德昇站在人群外围，没有急着往前挤。
他微微踮起脚尖，目光穿过攒动的人头，专注地追随着柜台后那个忙碌的蓝色身影。
他看着她动作麻利却有条不紊地收钱、找零，手指灵巧地在钱箱和票本间穿梭；看着她面对顾客七嘴八舌的询问，总是耐心地侧耳倾听，然后用清晰柔和的声音解答；看着她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也顾不得擦一下，只是偶尔用手背飞快地蹭一下鬓角。
这时，一个扎着两根冲天羊角辫、穿着花棉袄的小女孩，在人群缝隙里使劲往前拱，却怎么也够不着高高的柜台，急得小脸通红，直跺脚。
俊英一眼就看到了她。她立刻探出身子，伸长手臂，脸上绽开一个如同哄自家小妹妹般的、格外甜美的笑容。
她将一枚小巧的像章，轻轻放在小女孩努力向上摊开的小手心里，还特意弯下腰，凑近些，声音放得又轻又柔：“小妹妹，拿好喽，回家给爸爸妈妈看。可别摔着，啊？”
小女孩如获至宝，紧紧攥着像章，兴奋地蹦跳着挤出人群，嘴里喊着：“我有啦！我有啦！”
周围的人群善意地笑起来。这笑声充满了理解和温情。
然而，在这片嘈杂和笑声中，德昇仿佛什么都听不见了。
他只听见自己胸腔里那颗心，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咚！咚！咚！”地剧烈搏动着，强劲的节奏撞击着他的耳膜。
一股莫名的热流涌遍全身，手心竟不知不觉间沁出了一层薄薄的汗。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又缓缓松开，目光却始终无法从那抹蓝色的身影上移开。
她递出像章时那专注的神情，她安抚小女孩时那温柔的笑容，她额角晶莹的汗珠……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像投入他心湖的石子，激起层层叠叠、难以平复的涟漪。
就在德昇的心跳在商店的喧嚣中失序的时候，在县城的长公房区，一条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胡同里，桂珍正坐在俊英家的堂屋里。
刘月英家也是公房，在桂珍家隔壁，但格局更旧些。
堂屋正中一张笨重的老式八仙桌，擦得油亮。两人面对面坐着，桌上，两只粗瓷茶碗里，劣质的粗茶梗沉浮着，袅袅地冒着稀薄的热气。
刘月英的妈，闺名叫张义芝。
张义芝的娘家在城外一统河大队，紧挨着童家窝棚。她在家排行老四，桂珍跟着秀云她们，习惯叫她“四姑”。
张义芝身形偏瘦，个子不高，面容慈祥中带着几分生活的疲惫，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圆髻，用黑色的发网兜着。她身上一件深灰蓝色的带大襟的棉袄，袖口磨得有些发亮。
桂珍握着张义芝有些粗糙的手，神情恳切，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推心置腹：“四姑，您看啊，这年也过了，俊英这丫头，眼瞅着就二十四了，出落得跟朵花儿似的，人又勤快懂事，在商店里也干得那么好。这年纪，搁咱们那时候，孩子都能满地跑了。该是给她寻摸个好人家，托付终身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