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东印度公司（近代亚洲）：股份制与火枪下的“香料帝国”——从阿姆斯特丹到巴达维亚的商业革命
一、政治支撑：联省共和国的“国家化身”授权——军事与商业的暴力联姻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成立，是近代商业史上的“基因突变”。与西班牙、葡萄牙的“王室主导”不同，VOC是“国家授权的股份制公司”，荷兰联省共和国赋予其“宣战、媾和、建立殖民地、铸造货币”的国家权力，使其成为“戴着公司面具的海外国家”。这种“政治-商业”的深度绑定，让VOC能用“议会决策+火枪舰队”的双重手段，在亚洲摧毁葡萄牙、挑战英国，垄断香料贸易。
1. 联省共和国的“特许状革命”
1581年荷兰脱离西班牙独立后，联省共和国（由荷兰、泽兰等7省组成）将“海外扩张”视为国家生存战略（本土资源匮乏，需海外市场），但无力承担王室主导的殖民成本，遂创新“特许状制度”：
- 超国家权力的授予：1602年，共和国议会颁布《东印度公司特许状》，赋予VOC三大特权：
- 贸易垄断权：独家经营荷兰与亚洲的贸易（香料、丝绸、瓷器），期限21年（后多次延长），其他荷兰商人未经许可涉足亚洲，货物没收、人处死刑；
- 军事与外交权：可在亚洲“建立要塞、招募军队、宣战媾和”（如攻击葡萄牙据点、与当地国王签订条约），相当于“在亚洲的荷兰外交部+国防部”；
- 殖民统治权：在占领地“任命官员、征收赋税、建立司法体系”，如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设立法庭，用荷兰法律审判殖民者与当地人。
- 国家与公司的“风险共担”：共和国议会虽不直接干预VOC运营，但为其提供“外交背书”（与欧洲国家谈判时保护公司利益）和“紧急贷款”（1621年为对抗葡萄牙，议会向VOC贷款100万荷兰盾）。作为回报，VOC需将贸易利润的10%上缴国库，并优先满足荷兰本土的香料需求。
这种“特许状”让VOC成为“商业与国家的混合体”——它用公司的灵活效率规避了王室的官僚僵化，又用国家的暴力机器弥补了商人的武力不足，为近代股份制公司的“扩张性”提供了完美范本。
2. “以战养商”的暴力扩张
VOC的商业逻辑是“用战争消除竞争，用垄断抬高价格”，其在亚洲的每一步扩张都伴随着火枪与谈判：
- 摧毁葡萄牙据点：1605年，VOC舰队攻占葡萄牙控制的安汶岛（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核心），屠杀葡萄牙商人及其盟友（约2000人），垄断丁香贸易；1641年，攻克马六甲（葡萄牙在东南亚的枢纽），切断葡萄牙与印度的联系，至此，亚洲香料贸易的“旧霸主”被彻底击败。
- 镇压本地反抗：当亚洲国王拒绝“独家向VOC出售香料”时，VOC直接动用武力。1621年，班达群岛（盛产肉豆蔻）的居民与英国商人交易，VOC派军队屠杀8000名岛民（占总人口的90%），剩余者沦为奴隶，岛上的肉豆蔻树仅允许VOC独家采摘；1674年，爪哇马打兰王国反抗VOC的贸易垄断，VOC支持其敌对王国，最终迫使马打兰签订《巴达维亚条约》，割让港口并承诺“所有香料仅售给VOC”。
- 外交欺诈与联盟：对强大的亚洲王国（如莫卧儿帝国、中国明朝），VOC采用“伪装臣服”策略：向莫卧儿皇帝 Jahangir 赠送“荷兰钟表、望远镜”，获得在苏拉特的贸易权；对明朝自称“朝贡国”，用“贡品”（胡椒、苏木）换取在台湾、厦门的通商许可（1624-1662年占领台湾，作为对华贸易据点）。
二、地域基因：低地国家的“商业智慧”与香料群岛的“资源陷阱”
荷兰本土（尼德兰）面积仅4.1万平方公里，地势低洼（1/3土地低于海平面），缺乏矿产、农业资源，却拥有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优良港口，以及“汉萨同盟”时期积累的贸易经验。这种“资源匮乏+商业传统”的基因，迫使VOC必须“向亚洲要利润”；而亚洲香料群岛（摩鹿加、班达群岛）的“单一资源依赖”（仅产香料），则让VOC能通过“控制产地”实现垄断。
1. 荷兰的“商业基因”：从“中间商”到“全球运营商”
荷兰的商业传统为VOC提供了“制度优势”，使其能在亚洲的“混乱市场”中建立秩序：
- 股份制与资本运作：VOC是世界上第一家“公开招股”的股份制公司，1602年成立时向社会发行股票，阿姆斯特丹、泽兰的商人、贵族甚至普通市民均可认购，共募集640万荷兰盾（相当于当时英国全国财政收入的2倍）。股东不直接参与经营，而是选举“十七绅士”董事会决策，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让VOC能集中资本办大事（如建造舰队、攻占要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