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工商银行的监控室里，气氛凝重。鲍玉佳穿着保安制服，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角，对面坐着的是从上海紧急赶回的林建奇和淮南本地的预审民警。他没有被带到刑警队，而是在单位的一间小会议室，这是一种策略——既保持压力，又给他留下一丝幻想空间。
“鲍玉佳，2007年入伍，2019年因私刻公章问题未能选晋四期，转业安置到这里。”林建奇的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他摊开几张打印纸，“这是你在部队期间私自刻印‘业务专用章’的处分决定复印件。这是你转业到银行后，利用保安身份违规查询客户马文平、程俊杰账户流水的内部记录。”
鲍玉佳的额头瞬间渗出汗珠。他以为过去的污点已被埋葬。
“我们今天不主要谈这个，”林建奇话锋一转，打开了录音笔，“我们想请你听一段录音，聊聊今年X月X日，在新城场站废弃仓库里发生的事情。”
梁露手机录下的音频开始播放。先是孙鹏飞尖利的指控，接着是混乱的脚步声、咒骂声、拳脚到肉的闷响。突然，一个清晰的声音脱颖而出：
“妈的，老子的眼镜！魏超你个愣怂赔老子眼镜！”——这是张帅帅的陕西口音。
“打他！让他卡我们的钱！”——这是鲍玉佳自己的声音，因激动而扭曲。
录音里，曹荣荣的哭声、沈舟的叫骂、危暐（VCD）虚张声势的嚷嚷、魏超痛苦的哀嚎和陶成文无力的呵斥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丑陋的暴力音画。
录音暂停。鲍玉佳脸色惨白，身体微微发抖。
“音频经过声纹鉴定，每一个声音都对应得上。”郑雅萍开口，语气冷峻，“参与围殴，涉嫌故意伤害罪。你是转业人员，应该清楚性质。但我们注意到，你最初似乎有所犹豫？你攻击的主要是魏超，对陶成文更多是推搡？”
这句话，精准地击中了鲍玉佳内心最矛盾的地方。那天的恐惧、从众、对孙鹏飞的畏惧、以及一丝残存的理智，在事后无数个夜晚折磨着他。他想起自己因小聪明断送前程，如今又像提线木偶一样卷入更深的罪恶。
“我…我当时慌了…”鲍玉佳嘴唇哆嗦着，“孙鹏飞说…不打他们，倒霉的就是我们…他说陶成文吞了钱，魏超是帮凶…我…我怕…”
“怕什么？”林建奇紧盯不放。
“怕…怕孙鹏飞…怕拿不到钱…怕像…像他们一样被所有人打…”他语无伦次，心理防线正在崩塌。
“你想过魏超为什么被打吗？就因为他‘没脑子’、‘看门不利’？”郑雅萍问，“还是因为他和曾经的你一样，只是‘听话’、‘干活’，却成了最适合顶罪的羔羊？”
这句话像一把尖刀，刺破了鲍玉佳所有的自我辩解。他猛地抬起头，眼眶发红。是的，他在魏超身上看到了某种可悲的自己的影子——一个可以被随时牺牲的小人物。
“我说…”鲍玉佳的声音带着哭腔，“是孙鹏飞指使的…他先动的手…林奉超和付书云在旁边看着，根本没拦…付书云还挡住了门…”
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海崇明岛，曹荣荣在社区卫生中心的办公室里，面对女警的询问，哭得几乎晕厥。录音中自己那恶毒的咒骂让她无地自容。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好怕…孙鹏飞说谁不动手谁就是内鬼…”她反复重复着这句话，“张帅帅、沈舟他们都上了…伍华权也打了…我不敢不动…”
她提供的细节更为感性：“魏超一直喊‘俺听命令’，可是没人听他的…陶股长一开始还很凶，后来就没声音了…马文平拉住了VCD…程俊杰和梁露躲在角落发抖…”
她的供词，虽然混乱，却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现场的氛围和每个人的状态，尤其是那些看似“边缘”的行为，如马文平的拉扯、程俊杰和梁露的恐惧，这些都成为重构现场、厘清责任的重要拼图。
陕西靖康，张帅帅的老家。侦查员在其家中将其抓获。相比鲍玉佳和曹荣荣的崩溃，张帅帅显得更为精明算计。他起初试图狡辩，直到听到录音里自己那标志性的陕西口音索要眼镜赔偿时，气焰顿时矮了半截。
“是…是我说的。但我主要是生气眼镜坏了…我没下重手！”他急于撇清，“孙鹏飞承诺打了人之后分钱会多给我一份，弥补损失…我看林奉超他们都默认了，觉得没问题…”
他的供词，赤裸裸地揭示了孙鹏飞如何利用经济利益进行煽动，以及林奉超、付书云等人的默许所起到的恶劣示范效应。
浙江嘉定，沈舟在父母经营的渔具店里被带走。他的反应是典型的投机主义失败后的慌乱。
“我就是跟着…大家都那样了…我以为是…是‘集体决定’…”他试图用“集体”来模糊个人责任，“早知道这么严重…我肯定不会…”
林建奇和郑雅萍在上海的指挥部里，汇总着从各处传来的讯息。
“突破口已经打开了。”郑雅萍看着笔录摘要，“鲍玉佳、曹荣荣的供词，直接指认了孙鹏飞的首犯行为，以及林奉超、付书云的纵容态度。张帅帅、沈舟的证言坐实了孙鹏飞利诱煽动的事实。他们的证词与梁露的录音、程俊杰、马文平的见证完全吻合。”
“现在，参与围殴的这群人，其内部脆弱的同盟关系已经瓦解。”林建奇目光锐利，“每个人都开始为了自保而指认他人。接下来，该是时候去会一会那位主导了这一切的，‘断子绝孙’的孙鹏飞了。还有那两位自视甚高的军官，林奉超和付书云。”
法律的网，正在依据他们自身行为所构成的铁证，一步步收紧。那场发生在仓库黑暗中的暴力，最终必将由阳光下的法律来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