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1968 年 1 月 19 日，大兴安岭零下 37℃的林海中，小李用冻得发紫的手指按住 “67-19-03” 设备的电源开关，金属触点粘住了手套，扯下来时带起一层皮。设备指示灯闪烁三次后熄灭，他哈出的白气在眼前凝成霜雾，只能把耳朵贴在机壳上听 —— 里面传来轻微的咔嗒声，是电池在低温下的放电声。老张蹲在雪地里，用刺刀撬开设备底部的保温层，露出里面的加热电阻丝，这是第 7 次给设备做临时加热，靴底的冰碴在动作中簌簌掉落。
19 米外的测试帐篷里，温度计红线钉死在 - 37.5℃，19 台 “67 式” 设备像列队的哨兵，半数已在雪地里连续工作 37 天。小李的记录本上，“67-19-07” 的故障记录被冻住的墨水划成折线 —— 三天前它因电容冻结罢工，现在靠每小时一次的人工预热维持运行。当老张终于让 “67-19-03” 启动，示波器上的信号波形在低温下抖得像风中的蛛网，却顽强地保持着 37% 的强度，刚好超过最低通信阈值。
远处的狼嚎刺破寂静，小李突然想起 1962 年的报告：当年同款设备在 - 25℃就全部失效。他把最新数据塞进怀里保温，纸页边缘的 “故障率 0.37%” 字样，在体温下慢慢显露出墨迹，像在宣告一场跨越六年的技术破冰。
一、测试的缘起：1962 年的严寒伤疤
1967 年秋，东北军区的一份设备故障统计摆在指挥部桌上：1962 年列装的 “62 式” 设备，在 - 20℃以下环境的故障率高达 37%，其中 19 台在越冬期间完全失效，导致 3 次边境巡逻失联。王参谋用红笔圈出最刺眼的案例：1965 年冬，某哨所的通信设备因电池冻结，与指挥部中断联系 17 天，直到开春才恢复。“67 式” 虽然在常温测试中表现优异，但没人敢保证它能挺过东北的严冬。
“不能让历史重演。” 老张在 1967 年 10 月的测试动员会上，翻出 1962 年的《低温故障报告》，第 37 页的 “电容电解液冻结”“电源接口氧化” 等记录，被他用红笔标成了密密麻麻的圆点。当时的技术人员曾尝试用棉被包裹设备保温，结果反而因散热不良烧毁电路，这种两难让 “62 式” 在严寒中成了 “聋子”。
“67 式” 的设计目标里，“-30℃正常工作” 是硬指标。但样机测试时发现，在 - 25℃环境下，电池容量就下降 53%，跳频速度从每秒 5 次减至 2 次，离实战要求差距甚远。小李在调试记录里写：“就像给南方人穿棉袄，看似保暖，其实不适应真正的严寒。” 这种不适应，让测试从 “可选项目” 变成 “生死考核”。
测试点的选择经过三个月论证。最终定在大兴安岭某林场，这里 1 月平均气温 - 32℃，极端低温可达 - 40℃，与中苏边境的严寒环境高度吻合。更关键的是，这里有 1962 年 “62 式” 的废弃测试站，遗留的故障数据能直接与 “67 式” 对比。“踩着老设备的脚印走，才能知道进步在哪里。” 老张在选址报告里写道，字里行间透着与历史对话的郑重。
1967 年 12 月，19 台 “67 式” 分批运抵测试点。开箱时发现，有 7 台设备的塑料外壳在运输途中因低温变脆开裂，这个意外让团队提前绷紧了神经。小李用胶布临时修补时，老张突然说：“这是好事，提前暴露问题总比在战场上掉链子强。” 他的话让零下 20℃的仓库里，气氛反而轻松了些。
测试方案的制定充满博弈。有人主张循序渐进，从 - 10℃逐步降至 - 30℃；老张却坚持 “一步到位”，直接暴露在极端低温下：“战场上敌人不会给你慢慢降温的机会。” 最终方案采用 “阶梯式速冻”，每天降温 5℃，同时模拟风雪、冰雾等自然环境，最大限度贴近实战。这种严苛，让 19 名测试人员都默默写了遗书 —— 不是怕死，是怕设备不过关。
二、冰封的战场：测试站的越冬准备
1967 年 12 月 19 日，测试站的搭建在风雪中展开。19 台设备被安置在露天平台上，间距 37 米，模拟边境哨所的分布密度。每台设备的底部都垫着 5 厘米厚的松木，防止直接接触冻土传导冷量；电源接口裹着浸过凡士林的棉布，既绝缘又防冻；最关键的天线，被调成与地面成 37 度角，这个角度在暴雪覆盖时仍能保持 19% 的信号强度。
人员的防寒准备比设备更复杂。测试人员的棉衣里层缝着羊毛，手套是三层帆布夹棉花，却依然挡不住 - 30℃的寒风。小李发现，用冻硬的毛巾裹住脸颊，能减少冻伤风险，这个土办法后来被写进《严寒操作手册》。更麻烦的是呼吸，每次呼气都会在面罩上结霜，不到 10 分钟就看不清仪表，只能每 5 分钟用体温融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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