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1967 年 3 月 19 日深夜，某电子对抗研究所的档案室里，台灯的光晕在积满灰尘的档案柜上晃动。陈恒戴着老花镜，手指抚过 1962 年 “电子对抗报告” 的泛黄纸页，第 37 页的 “苏军加密机特征分析” 被红铅笔圈出，旁边的批注已经褪色：“跳频周期 19 秒，存在规律间隙。” 他的指甲在 “间隙” 二字上反复摩挲，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刺耳的声响 ——“1967 年，苏军可能已突破该缺陷，跳频周期将缩短至 7 秒”。
档案室外的走廊传来脚步声，老张抱着刚截获的苏军通信频谱图走进来，图上的跳频轨迹像群受惊的鸟，完全没有 1962 年的规律可循。“你看，和你去年预测的一模一样。” 老张的声音带着焦虑，频谱图上的 7 秒间隔被红笔标出，与陈恒笔记本上的预判分毫不差。
陈恒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得弯下腰，手指死死按住胸口。1962 年编写那份报告时，他就预见苏军会在五年内改进加密技术，却没人相信一个 “过时报告” 的警示。此刻，档案柜顶层的 1962 年苏军加密机残骸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像在嘲笑当年的有眼无珠。他抓起笔记本，第 19 页的 “应对预案” 已经被翻得起毛，墨迹在泪水的晕染下变得模糊 ——“若跳频周期≤10 秒，‘67 式’现有算法将失效”。
一、报告的发现：1962 年的技术伏笔
1962 年秋，中印边境冲突结束后，陈恒在整理战场缴获的苏军加密设备时，发现了一组异常的跳频数据。这台编号 “19-37” 的加密机，在连续工作 19 小时后，跳频周期会出现 0.37 秒的规律性延迟，这个微小的缺陷在普通截获中难以察觉，却被他的示波器捕捉到。“就像钟表总会在特定时间慢半拍。” 他在《1962 年电子对抗报告》第 37 页写下这个发现，用三种颜色的笔标注了可能的改进方向。
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苏军加密技术已达顶峰，短期内不会有重大突破。某专家在评审报告时，把陈恒的预警批为 “过度担忧”，理由是 “苏联的电子工业无法在五年内解决跳频同步难题”。陈恒却在报告末尾加了句狠话：“敌人不会等我们准备好，他们的实验室里，或许已经有了新东西。” 这句话让报告的归档等级从 “普通” 提升为 “机密”，却没能引起足够重视。
1962 年的技术局限性成了最好的掩护。苏军加密机的电子管体积庞大，跳频速度被物理特性限制在每秒 3 次，这让多数人相信 “19 秒周期是不可逾越的极限”。陈恒却注意到，其电路设计预留了晶体管替换空间，“就像给老房子留了建新楼的地基”。他在报告附件里画了张晶体管化改进图，预测跳频速度可提升至每秒 7 次，这个数字在当时被当作天方夜谭。
报告中最具预见性的，是对 “动态密钥” 的判断。陈恒通过分析加密机的密钥生成器残骸，发现其采用的 “单表替换法” 存在数学缺陷，一旦引入 “多表动态替换”，破解难度将提升 170 倍。他在 1962 年 12 月的补充报告中写道：“若苏军采用该技术，我方现有破译设备将完全失效。” 这份报告被送进档案馆时，签收人在备注里写了句：“待验证。”
陈恒的担忧源自对苏军技术路线的长期跟踪。1959 年至 1962 年间，他整理了 37 份苏军电子装备的技术公报，发现其加密技术的更新周期正在缩短，从 1959 年的 47 个月缩短至 1962 年的 19 个月。“这不是简单的改进，是加速度发展。” 他在报告的扉页画了条上升曲线，终点直指 1967 年，却被同事戏称为 “杞人忧天的抛物线”。
1963 年，当陈恒申请专项资金研究苏军加密技术改进方向时，得到的回复是 “优先保障现有装备生产”。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在档案室里搭建简易的模拟平台，用 1962 年缴获的加密机零件，手工改装出一台跳频周期 10 秒的样机。这台 “四不像” 成了同事的笑柄，却让他更加确信：“1967 年，我们会遇到真正的麻烦。”
二、预见的阵痛：1964-1966 年的孤独预警
1964 年夏，陈恒在《电子对抗》期刊上发表短文，再次提及 1962 年报告的预警，预测苏军将在 1967 年实现 “7 秒跳频 + 动态密钥” 的组合加密。文章发表后，收到 19 封读者来信，其中 17 封认为他 “危言耸听”。某通信部队的总工程师在信中写道：“我们用‘62 式’就能对付，何必自寻烦恼？” 陈恒把这些信贴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每封都用红笔标出反驳的错误之处。
